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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的日常生活

分類:中亞的宣教和變革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傳教士的生活是艱辛的。有些傳教士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幾個人早早地帶著心灰意冷和幾經崩潰的身心離開了工場。有些人在親自體會了失敗之後被迫放棄。他們的工作處境是這一切的主要原因。

日常生活是難熬的。在1913年羅維莎‧恩格娃與差會關係破裂的時候,托奎斯特給國內的董事局寫了一封信,信中充滿了苦澀和沮喪。「…神的意思是甚麼?十多個人為了這片宣教工場獻出了他們的生命,換來的似乎是徒勞,難道這還不夠嗎?難道人們的靈魂也必須獻祭出來嗎?」接下來他在信中批評起犯錯誤的同事來,「…巨大的誘惑迷住了羅維莎‧恩格娃…看不到成功帶來的鼓勵,弄得身體和精神都疲憊不堪,憔悴不已…需要刨根揭底的信心。」145奧斯卡‧赫曼森在一次傳教士進修課程上也談到了這同樣的話題,「傳教士們時時刻刻面對的都是一些注定會拖垮精神和摧毀屬靈生命的事情。」146托奎斯特也暗示這麼多努力卻沒有看到任何成果是多麼鬱悶的事情啊。當斯文‧海丁在喀什葛爾看到第一批傳教士時,他寫道,「我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們的努力徒勞,他們的工作不結果實,他們的生活空虛-一切都是白費。」147事實上,情形沒有得到一點點改變。不管是1910年代還是1920年代,都沒有一點可以鼓舞人心的成功跡象。茍特弗瑞德‧帕姆伯格(Gottfrid Palmberg)也是深感絕望,1919年他寫道,「只有神知道看到幾乎所有人的所有努力都白費時是如何耗盡。」1918年,荷伯格寫信回國報告有兩個新近皈依的穆斯林時,表達了最小的一個進展怎麼樣大大地鼓勵了傳教士們。他寫道,「主藉著他們安慰了我們的心。」148

喬治‧羅伯茲(Georg Roberntz)也寫到了傳教士們最大的苦難-貧乏的果實。「我永遠忘不了在我起初呆在那裡的幾年里發生在葉爾羌的一件事情。我們的一位基督徒,也是被差會雇用的工人,他犯了罪,被查明是個大竊賊。當一位傳教士想叫他認罪和悔改前非時,他卻以嘲笑和辱罵相向。面對這種情況,我看到了這位平時剛強不催的傳教士,在危險時刻似乎永遠不知道懼怕的傳教士,此刻卻感覺心在滴血,癱倒在淚水中。」149

孤獨和寂寞是每個傳教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帕姆伯格一個人在英吉沙。他的未婚妻已經到達了工場,但他們不敢居住在一起或工作在同一個宣教站,為的是避免人們的風言風語。這是1914年。150四年之後的1918年,他完全合法地結婚了,但仍然工作在英吉沙。他寫道,「到現在我已經在這裡呆了八年了,我很疲憊了,精神上快枯竭了。」151 1920年回國後的艾倫‧托奎斯特說:「那裡的孤寂使我們變得靦腆。氣候和疾病嚴重地影響了我們。」152 1921年從差會開除的阿道夫‧博林悲憤地抱怨說:

「…除了深深的失落,我無言以對。除了長久的孤獨,十年的煎熬,換來了我抵抗力的完全摧毀之外,我不知該說甚麼來為我辯護了。我曾遭受過的和正在遭受的是用語言無法表達的。」153

與瑞典的聯繫時時會被完全中斷。世界大戰期間,郵政和電報通訊當然特別靠不住。1917年,一封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報到了,它花了15天時間才到喀什葛爾,然而翻譯得太差勁,傳教士們唯一能辨明的事就是「Waldenstrom」這個詞。他們連看帶猜地推測出「老邁的誦經員」逝世了。154大戰期間,幾乎不可能寄送物品。1914年在保加利亞新印的由阿維塔瑞尼安-拉奎特編譯的聖經譯本因此好幾年都寄送不到東土耳其斯坦。1912-1914印刷於柏林的拉奎特的語法書和詞彙書也是遭受同樣的命運。155

傳教士們偶爾也有打破常規的時候,那就是有訪客來到的時候。這些來訪者不但給傳教士們帶來了變化和鼓勵,而且客人參觀差會後還在書中和期刊上描述他們的來訪經歷,於是,差會知名於世界的許多其他地方。


逐漸了解差會並說話寫文章力挺差會的瑞典人當中比較典型的有斯文‧海丁,尼爾斯‧安伯特(Nils Ambolt)和加納‧嘉林。見證過差會事工的西方人有歐文和埃莉諾‧拉蒂摩爾,還有記者彼得‧弗萊明和埃拉‧馬亞爾(Ella Maillart)。諸如李‧科普(Le Coq),斯喬伯格上校(Colonel Schomberg)和奧雷爾‧斯坦因(Aurel Stein)這樣的探險家也現場參觀過差會。另一位值得感謝的訪客就是赫爾曼‧法蘭克(Hermann Francke)。156

當來自西方世界的科學家、記者和其他人來到宣教站的時候,他們是被人以快樂和感激的心接待的。來訪者在與傳教士的接觸中同樣感受到的是喜樂和感激。在閱讀他們的報道和遊記時,你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對傳教士的工作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跟傳教士之間的團契和他們在許多實際問題上所得到的幫助是多麼的感激。157

駐喀什葛爾的兩位總領事對傳教士來說是重大的資產和財富。尤其是英國領事,對他們來說意味深遠。在整個傳教時代,總領事一直是傳教士們的私交朋友,但作為總領事工作到1918年的喬治‧麥卡特尼先生及其妻子有著格外特殊的地位。麥卡特尼女士在一本書中描述了她在東土耳其斯坦的歲月,其中記敘了她跟傳教士分享時光時產生的幾個洞見。158正是這個時候荷伯格建設了喀什葛爾領事館。159好幾位英國領事館的其他領事和雇員都用有趣和友好的方式寫到了差會的情況。160

事奉周期是很長的。一開始,在工場工作的期限定為七年。然而瑞典MCCS領導層認為這個期限可以延長到十年。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節約經費,並且工場不會有那麼多人手空缺。而傳教士們卻反對這個想法,其中提到俄羅斯領事館對雇員的做法,他們的工作周期從五年縮短到三年。俄羅斯領事說過十年周期只有在懲罰罪犯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氣候可以跟剛果相比。161沒有定出一般的延長周期。1913年舍霍爾姆視察工場時,規定事奉周期是六年半。162然而,人手的缺乏和世界上的政治動蕩時常迫使傳教士呆在工場的時間遠遠超出了規定期限。例如世界大戰期間,有幾個傳教士不得不在宣教工場呆了十年。

為了有幾個星期的休息,當夏天最炎熱的時候,傳教士們就會退居到山裡面去。在帕米爾山脈的一個山谷裡有一個吉爾吉斯斯坦集中營。這個地方叫波斯坦‧特勒,傳教士們在這裡可以租用土地和搭建一些簡陋的房子。而他們有些人是很不情願到山上休假的,因為上山的旅程非常艱難。在馬背上要顛簸好幾天。163

傳教士之間的共事不總是能成為他們都需要的支持力量。在這片獨特的宣教工場,有這群獨特的傳教士服事著,他們個個性格剛烈,意志堅定。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不一,堅持己見,有時緊張到產生悲傷的結果。尤其是有兩個人更是水火不容:拉奎特和托奎斯特。的確,1912年的東土耳其斯坦大會決定,在視察到來之前,傳教士間以往的矛盾應該「一筆勾銷」。舍霍爾姆在視察期間也重申了這點。但火藥味仍然彌漫。

托奎斯特和拉奎特之間緊張的關係由來已久。矛盾的種子也許是在托奎斯特準備第一次出發前往工場時種下的。他計劃臨行前去學習醫學要成為一名醫生。已經聯繫好了「卡羅林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當這事傳到東土耳其斯坦時,拉奎特在給差會董事局的一封信中稱這裡不需要醫生。「我自己就是一位宣教醫生,這裡不需要再來一位。」164MCCS領導層聽從了拉奎特的建議,並通知托奎斯特不要去進行醫學培訓,即刻動身前往工場。醫療宣教是托奎斯特特別自豪的,當他抵達工場後,他覺得他在穆斯林事工分會中發揮不了甚麼作用,勝任不了這個工作。於是他轉而加入在艾伯特‧安德森的領導下已經成立的漢人事工分會。他永遠不能釋懷董事局和拉奎特阻止他學醫這件事。在他漫長的傳教生涯中,這個隱隱作痛的心結總是頻繁地以憤怒的方式公開爆發,而且經常跟拉奎特起正面的衝突。即使是純粹很小的瑣事都會釋放他的不滿。例如,有一次他在給倫達爾的信中表達了他對拉奎特的怨憤,原因是因為拉奎特被稱為「副教授」。165還有一次是Svenska Morgonbladet(瑞典早報)就東土耳其斯坦情況對拉奎特的訪問。當托奎斯特看到這張報紙的報道時,他給倫達爾寫了一封長信,表示說拉奎特的信息是錯誤的。166

除托奎斯特和拉奎特之間的私人矛盾之外,對於漢人事工分會的問題也存在由來已久的爭論。其他傳教士被捲入進來,分成了兩派。發生在喀什葛爾穆斯林宣教站的事情報告給了漢城的漢人傳教士。從他們那裡事情又經常上報到斯德哥爾摩。1914年,托奎斯特寫信給舍霍爾姆,「老喀什葛爾上空有個魔咒…拉奎特和所有他的家人都生病了…他並不關心醫療工作…他在同工當中行事為人就像一頭野豬…」167而有時候緊張的關係又突然會鬆弛。1915年,托奎斯特寫道,拉奎特對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樣。「以前我對他尖酸刻薄。」168

傳教士間的緊張和摩擦繼續。幾封信件可以說明憤怒的程度。有封信是關於托奎斯特的,其間夾雜著惡言謾罵。

「卑劣和憎恨仍是揮不去的事實…卑鄙的小心眼…有人被引誘辭職…這個優秀團隊正同時在回家。托奎斯特的確是勾心斗角和顛倒黑白的能手…拉奎特你也必須辭職嗎?」169

而另一位傳教士評判托奎斯特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他被稱為「小人」,並被威脅說總有一天會清算他所有的「惡毒」。托奎斯特夫人被輕蔑地指為是「他的小老婆」。170

另一封信證實了傳教士間內部的嚴重分裂。好幾位傳教士遭辱罵。奧斯卡‧安德森不應該允許重返宣教工場。羅維莎‧恩格娃和阿道夫‧博林喪失了所有信心。托奎斯特對差會學校的校長摩西森關於差會問題頗有微詞。「是的,『摩西』應該親自到這裡來,用托奎斯特勸說他的方式去擔起穆斯林宣教的工作」。171這信沒有包含對傳教士的生活狀況的真正理解或想去充分利用,他們發現如此艱難。

1918年的大會上,矛盾對抗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對抗爆發得如此暴力,以至於傳教士們都不敢來年再舉行屬靈成長大會了。經歷了各自賭氣,痛苦,不相往來和各自回到宣教站一段時間之後,帕姆伯格給拉奎特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關於準備次年大會的事情,但帕姆伯格寫道:

「上次喀什葛爾會議我們留下的不快記憶讓我很害怕這次再開會了。除了我們當中其他的胡鬧之外,令我們為難的,令撒旦非常願意看到的就是你們兩個人,我們的兩位高級領導,那麼地以仇敵相待…如果這次開會你決定要重拾你的敵意…那我們就將只紀念耶穌受難日來結束整個的會議,這將是比較適當的做法。」172

 

到最後,傳教士們還是希望有可能開次大會。但籌劃期間,情況變得很明顯,就是不可能讓他們聚到一塊。帕姆伯格就這點給拉奎特寫信說:

「為了盡可能地調和你們之間的矛盾,我給托奎斯特寫過一系列的信。他的回覆非常明確地表示你們倆之間沒有改善關係的希望。他還聲稱他不會參加培靈會,也不參加聖餐禮。」173

最後,拉奎特不得不將所發生的事情給MCCS主席萊任(Nyren)寫了一份報告。報告是在1921年春寫的。他承認傳教士之間存在很大的隔閡和怨憤。當這份報告寫好的時候,1920年度宣教大會已經召開了,拉奎特寬慰萊任說,會開得很和平,是次受益的大會。「對我來說,東土耳其斯坦是個愉快的回憶,在一切我從那裡不得不帶回的黑色事情中,這個明亮的回憶我很願意帶回家。」174

研究一下MCCS領導層與傳教士們之間往來的信件,人不禁會納悶,瑞典的領導者似乎沒有為他們的傳教士做點甚麼。有時候,行道會總部真的是缺乏判斷力,缺乏得令人驚異。正值世界大戰的戰火燃燒最旺的時候,正是關係到數以百萬的人生死關頭的時候,舍霍爾姆給博林寫信說,「幫我買一雙內襯軟毛的白色羊皮靴,寄回國給我。我要把它們送給我的女兒。」175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發現MCCS主席的這個願望必定會想多麼的不切實際,多麼的微不足道。還有,當博林被迫於1921年離開宣教工場的時候,那時行道會秘書倫達爾寫信給他,使用的稱謂是「博林先生」,而不是傳教士。176博林給董事局寫過信表示他「深感失落」。不讓他保持「傳教士」的頭銜的確是完全正確的,但不是十分體諒。1912年,憔悴不堪並已生病的艾伯特‧安德森從工場永遠地回國了。盛夏時為了會面舍霍爾姆他來到斯德哥爾摩,但後者沒有時間去見他。後來,安德森給舍霍爾姆寫信說,「我想跟你說兩句話…而你卻時時刻刻都很忙,沒可能見我。」177在差會長期和勞累的服事之後,遭受像上面這樣的待見經歷必定還有很多。

然而,可能有人也有很多話為斯德哥爾摩的MCCS領導層鳴不平。長期以來,總部對他們的傳教士鞭長莫及。財務狀況經常緊缺,讓董事局無法幫助傳教士。況且,對瑞典的差會朋友和領導層來說,的確很難完全了解這片宣教工場。

跟傳教士打交道不總是那麼容易的。他們有些人很複雜。他們也對瑞典的領導層頗有微詞,說過些不敬的話。這樣的事情在頭幾年,也就是埃克曼(Ekman)和沃登斯通(Waldenstrom)當行道會領袖的時候,從沒有發生過。最直言不諱的傳教士是約翰‧托奎斯特。例如有一次倫達爾給托奎斯特寫信,告訴托奎斯特說他在耶路撒冷參加了國際差傳理事會的一個會議。托奎斯特的回信充滿著挖苦的意味,指著倫達爾的信說,他不愧是倫達爾,在大會上「既出了風頭又得到了好處」。「但是差傳理事會哪有甚麼好處」,托奎斯特如是說,「他一點都不知道這個理事會做過甚麼好事情」。托奎斯特繼續說,「是的,事實上他確實聽過有人說差傳理事會鼓勵MCCS在東土耳其斯坦開展差傳事工。多好啊,古老的瑞典不得不靠英國人和美國人來支撐!MCCS應該感到自我羞恥才對。這是MCCS的懦弱,它的領導者們為了贏得喝彩而不惜『卑躬屈膝』」。「好傢伙,我想起這個真覺得嘔心!」178整封信都是對倫達爾的人身攻擊,源於他在國際差傳圈受高度讚賞的表現。

 

145 Tornquist致信董事局,1913年6月

146 SMT,1931,101頁

147 Hedin,1898,190頁f

148 Palmberg致信Lundahl,1919年4月19日。Grenljuset,1989,卷11,80頁

149 The Ansgarius,1942,91頁f

150 Palmberg致信董事局,1914年4月21日

151 同上,1918年11月1日

152 Lundahl-Walder,1938,158頁

153 Bohlin致信Lundahl,1921年12月17日

154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17年8月20日

155 The Vinterny,1917,20頁

156 Francke,1921,59頁ff

157 例如Stein,1920 I,113頁f. II 429頁ff

158 Macartney,1931,30頁,37頁,40頁,47頁,88頁,136頁,153頁

159 同上,201頁。關於荷伯格的建築技術,請見 Hogberg,1920,16頁f腳註

160 Sykes,1920,第五頁序言,37頁,51頁,66頁,73頁,104 頁f,171頁,173頁。Etherton 1925,112頁,1911,148頁f. Skrine,1926,66頁,279頁 f

161 東土耳其斯坦差傳大會紀要,1905

162 SMT 1914,80頁

163 Etherton,1911,143頁。英國領事艾瑞克‧希普頓(Eric Shipton)1940年代在這裡任職。他寫道傳教士非常受當地民眾的讚賞。(Shipton,1951,41頁)。有一年的夏天,荷伯格夫婦跟領事麥卡特尼及其妻子在這裡共度假日。麥卡特尼女士記述了這次拜訪,說她發現山裡的女人生活得比喀什葛爾的女人自由得多。她們到哪裡都可以拋頭露面,不用戴面紗。(Macartney,1931,136頁)。在波斯坦‧特勒呆了一星期後,奧雷爾‧斯坦因說,「平靜美好的一周」(Stein,1933,289頁;Skrine,1926,128頁f)。對傳教士們來說,能抽時間出來度假是非常難得的事情。尤其是在醫療保健領域,他們成了不可或缺之物。這點是很明顯的,例如1935年埃拉‧馬亞爾在葉爾羌。她被寄生蟲「吃光了」,病情真的好嚴重。但當她去請瑞典傳教士醫生就診時,她被告知他們已經上山裡面休假了(Maillart,1940,240頁)。埃拉‧馬亞爾於是跟彼得‧弗萊明一道走上了穿越東土耳其斯坦之旅。當這兩位記者來到了喀什葛爾時,喀什葛爾的傳教士也走到在山裡休假了。然而後來他們還是碰面了。(Flemming,1948,528,540頁)

164 Raquette…?

165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9年3月12日

166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3年11月21日

167 Tornquist致信Sjoholm,1914年6月22日

168 同上,1915年2月2日

169 Elin Svensson致信Raquette,1917年4月19日

170 Stina Martensson致信Raquette,1912年5月12日。“Stina”致信Raquette,1912年5月21日

171 Sigrid Hogberg致信G.和E. Raquettte,1920年施洗約翰節

172 Palmberg致信Raquette,1919年8月31日

173 同上,1919年9月6日

174 Raquette致信Nyren,1921年5月25日

175 Sjoholm致信Bohlin,1915年12月8日

176 Lundahl致信Bohlin,1922年1月22日

177 Albert Andersson致信Sjoholm,1912年8月2日。有時候斯德哥爾摩差會的基金是空的,傳教士必須等待他們的薪水和盤纏才能成行。(Palmberg,1960年12月28日)

178 Tornquist 致信Lundahl,192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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