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耶奧的遺產—伊斯蘭齊米心態的一個被遺忘的歷史學家

巴薩姆·邁克爾·馬達尼（Bassam Michael Madany）

2024年2月22日

伊斯蘭自7世紀興起以來，其傳播主要以犧牲基督徒的土地為代價。穆斯林征服者將基督徒和猶太人稱為「齊米（Dhimmis）」，意思是「受保護的」。這種分類包括對他們生活行為的嚴格規定，包括每年繳納丁稅（Jizya tax）。

作為「齊米」的狀況被稱為「齊米特里（齊米心態，Dhimmitude）」。歷史學家菲力浦·K·希提（Philip K. Hitti，1886—1978年）著有多部關於阿拉伯人歷史的書籍，但他對生活在伊斯蘭統治下的基督徒和猶太人的困境卻保持沉默，這讓我感到驚訝。在研究他遺漏的原因時，我看到了微軟Copilot在回答「菲力浦·希提教授是否涉及伊斯蘭統治下基督徒的困境」時生成的解釋：

「菲力浦·胡里·希提並沒有明確譴責伊斯蘭統治下基督徒和猶太人所遭受的待遇。雖然希提的研究為了解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動態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但他始終保持著學術和客觀的視角。他的著作旨在闡明歷史背景，而不是表達個人觀點或判斷。必須承認，像希提這樣的學者為我們理解複雜的歷史關係做出了貢獻，但他們的作用主要是學術性的，而不是宣傳性的。伊斯蘭統治下宗教少數群體的待遇仍然是一個多元的問題。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

雖然「學術和客觀的視角」應避免「宣傳」，但也不應避免討論系統性歧視，即使這與學術界流行的說法不一致。避免討論此類話題無異於自我審查。就希提而言，這很難理解，因為他有黎巴嫩背景，他的父母肯定提到過「齊米心態（Dhimmitude）」，並告訴過他1860年在黎巴嫩山和敘利亞大馬士革發生的屠殺基督徒事件。我要補充的是，一些西方歷史學家竭力避免提及伊斯蘭歷史的這一方面。

因此，我們要感謝巴特·耶奧（尼羅河的女兒），她主動撰寫了一本關於伊斯蘭對待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書籍。我是從理查·約翰·諾伊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在《第一件事》（First Thing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了解到她的工作的，他對她的著作《伊斯蘭統治下東方基督教的衰落：從聖戰到齊米心態》（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一書的評論。（i）

巴特·耶奧1933年出生於埃及開羅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1952年納賽爾政權開始執政期間，埃及猶太人的生活變得難以忍受。這導致他們一家於1957年離開埃及，前往英國避難。

1959年9月，巴特·耶奧與英國歷史學家和活動家大衛·利特曼（David Litman）結婚。一年後，他們搬到瑞士居住，直到2012年5月大衛·利特曼去世。他們育有三個孩子。

法國作家雅克·埃盧爾（Jacques Ellul）為該書撰寫了序言。以下是一些適時的摘錄：

「在伊斯蘭中，聖戰是一種制度而非事件，是穆斯林世界正常運作的一部分。被征服的人改變了身份（他們成為了齊米），伊斯蘭教法趨於生效，推翻了該國以前的法律。正如巴特·耶奧所精彩展示的那樣，世界被分為兩個區域：Daral-Islam和Daral-Harb；『伊斯蘭領域』和『戰爭領域』。作者有勇氣審視我們在西方所了解的某些事件是否已經源自西方的某種『齊米心態』，而伊斯蘭世界已經恢復了戰爭、劫持人質、恐怖主義、對黎巴嫩基督教的破壞、對東方教會的削弱（更不用說摧毀以色列的願望了）。」法國波爾多，1991年

巴特·耶奧描述了東方基督徒在伊斯蘭統治下的困境：

「這不是一本關於伊斯蘭的書；它既不研究伊斯蘭的擴張，也不研究伊斯蘭的文明。它的目的是研究受伊斯蘭統治的眾多民族，並盡可能確定導致他們逐漸滅絕的複雜過程—既有內生的，也有外生的。

我感謝黎巴嫩人巴希爾·傑馬耶勒（Bashir Gemayel）兩次使用『齊米心態』一詞。這個詞再好不過地表達了我1971年開始的研究的實際主題，即數百萬人數百年來，有時甚至超過千年來所經歷的人類經歷的多方面和矛盾性。

一位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特爾馬赫爾（Tel-Mahre）村的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e）修道士撰寫了一部傑出的編年史，精確描述了非穆斯林的財政狀況。該編年史完成於774年，幾乎以照片的形式詳細描述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描述涵蓋了8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當時大部分農村人口都是齊米；小地主、工匠或佃農在分配給阿拉伯人的封地上耕作；眾多猶太農民與基督徒村莊毗鄰而居：科普特人、敘利亞人和景教教徒（Nestorians）居住在一起。這部編年史揭示了摧毀整個伊斯蘭化東方的繁榮的齊米農民社會結構的機制。」第73和74頁本書後記節選：

本書後記摘錄：

「這些民族融合了希臘傳統和聖經精神，將猶太—基督教文明傳播到歐洲和俄羅斯。被遊牧民族征服的猶太人、基督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以數百年的耐心向壓迫者傳授治理帝國的精妙技巧：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財政管理、城鄉管理、稅收規則而非掠奪規則、科學、哲學、文學和藝術、知識傳播的組織—簡而言之，就是文明的雛形和基礎。

他們在農村被razzias（阿拉伯語，入侵的意思）消滅，於是到城鎮避難，並發展和美化了城鎮。征服者雖然對他們嗤之以鼻，但仍然選擇把他們從一個地區拉到另一個地區，以恢復被蹂躪的土地和被毀壞的城鎮。他們再一次建造，再一次工作，再一次被驅趕、掠奪和贖回。隨著他們的減少，他們的血液和精神被耗盡，文明本身消失了，頹廢停滯不前，野蠻統治著這片土地，而在此之前，當這些土地屬於他們時，它們曾是文明的土地、莊稼的土地和富饒的土地。

逃往歐洲的精英們帶走了他們的文化包袱、學術和古代經典知識。此後，在基督徒的避難地—西班牙、普羅旺斯、西西里島、意大利—形成了文化中心，來自伊斯蘭化土地的基督徒和猶太人在這裡向年輕的歐洲傳授伊斯蘭化之前古老的東方知識，這些知識以前由他們的祖先翻譯成阿拉伯語。他們橫跨地中海兩岸，作為兩種文明的中間人，確保了貿易、交流、商品和思想的流通以及技術的轉讓，用他們的聰明才智豐富了自己和他人。

19世紀，歐洲解除了對他們的壓制，他們再次迎接現代性的挑戰。鐵路、電報、印刷、新聞、運輸、工業、銀行：他們到處都是文明和進化的推動者和酵母。他們又一次成為孜孜不倦的進步工匠、文明的建設者，創造了『從波斯到馬格里布（西北非）的現代化基礎設施』。

亞美尼亞人、馬龍派教徒、敘利亞人、迦勒底人、科普特人和猶太人靠自己的勞動生活而不是靠國際的慈善施捨。此後，從土耳其到伊朗和阿拉伯國家，微型社區艱難前行，他們是曾經居住在這些土地上的眾多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最後殘餘。只有墓地和廢墟還能喚起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歷史、政治和文化光芒消散在時間的巨大遺忘中，在他們被篡奪的歷史中，深刻的被奴役感（齊米心態）顯露無遺：在不存在和虛無中被抹殺。」第261—265頁

就我個人而言，「齊米心態（dhimmitude）」是一個私人話題。我是在伊斯蘭統治下受苦受難了多個世紀的東方基督徒齊米的後裔。在法國委任統治時期，我作為自由人在黎凡特長大，從老一輩流傳下來的故事中了解到「齊米心態」。德國裔埃及作家哈邁德·阿卜杜勒·薩馬德（Hamed Abdel-Samad）認為，要讓伊斯蘭與現代性和解，就必須擺脫這五大障礙：

優越性、無誤性、普遍性[在所有時間和地點都有效]、懷疑他人[陰謀論]、唯一性[安拉以阿拉伯語啟示]。

那將是多麼美好的一天！

請注意：

伊斯蘭關於篡改猶太教和基督教經文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原因如下。

從公元二世紀開始，舊約和新約經文的手稿陸續問世，並被存放在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地方。西奈半島的聖凱薩琳修道院（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是早期聖經手稿的存放地之一。該修道院建於548至565年間，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下令建造。該修道院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續運行的圖書館，藏有獨特或極其罕見的作品，如西奈抄本（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dex_Sinaiticus）和敘利亞西奈抄本（https://en.wikipedia.org/wiki/Syriac_Sinaiticus）。

早在七世紀伊斯蘭興起之前，聖經手稿的保管工作就已開始。參與抄寫聖經手稿的基督徒學者沒有一個會想到他們的工作會被指控篡改。他們知道，聖經結尾處的啟示錄22：18-19警告人們不要篡改神聖的文本。

（i）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Seventh-Twentieth Century, Bat Ye’or, With a Foreword by Jacques Ellul, 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THE LEGACY OF BAT YE’OR A FORGOTTEN HISTORIAN OF DHIMMITUDE」

https://www.academia.edu/115285427/THE_LEGACY_OF_BAT_YEOR_A_FORGOTTEN_HISTORIAN_OF_DHIMM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