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路易斯的盲點

巴薩姆•邁克爾•馬達尼（Bassam Michael Madany）

2023年6月14日

20世紀90年代，我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郊區的一所大學教授了一門課程，關於伊斯蘭興起以來的中東歷史。

我使用了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書，因為我欣賞他的詮釋解讀。大部分的書我都喜歡，但對他的歷史學中的明顯缺陷感到失望。

伯納德•路易斯出生在英國。他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攻讀本科和研究生課程，專攻伊斯蘭歷史。二戰期間，他在位於埃及開羅的英軍中東指揮部任職。戰後，他回到倫敦大學，教授中東歷史。他在那裡一直待到1974年，同年秋天來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任教，1986年退休。

以下是他的一系列作品。《歷史上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in History），倫敦，1950年；《現代土耳其的出現》（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倫敦和紐約，1961年；《刺客》（The Assassins），倫敦，1967年；《穆斯林對歐洲的發現》（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紐約，1982年；《伊斯蘭的政治語言》（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芝加哥，1988年；《中東的種族和奴隸制：歷史調查》（Race and Slavery in the Middle East: an Historical Enquiry），紐約，1990年；《伊斯蘭與西方》（Islam and the West），紐約，1993年；《歷史上的伊斯蘭》（Islam in History），第2版，芝加哥，1993年；《現代中東的塑造》（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紐約，1994年；《衝突中的文化》（Cultures in Conflict），紐約，1994年；《中東：過去2000年的簡史》（The Middle Eas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紐約，1995年；《中東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East），倫敦，1997年；《中東的多重身份》（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倫敦，1998年；《中東的鑲嵌圖案：生活、信件和歷史的碎片》（A Middle East Mosaic: Fragments of life, letters and history），紐約，2000年；《錯在哪裡？西方的影響和中東的反應》（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紐約，2002年。

我所欣賞的伯納德•路易斯身上的東西

當我們試圖了解其他文化時，我們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我們自己世界觀的角度來看待它們。換句話說，我們試圖通過將它們與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與我們的思維方式和人生觀相比較來理解其他文化。這種方法並不能產生對他人的真正理解；在我們試圖理解伊斯蘭的過程中，情況尤其如此。從穆斯林的觀點去理解伊斯蘭是有幫助的。

例如，在他最早的作品之一《歷史上的阿拉伯人》中，伯納德•路易斯告誡我們，在研究阿拉伯人和伊斯蘭的歷史時，不要使用西方的思想範疇。

「研究伊斯蘭歷史的歐洲作家在一種特殊的障礙下工作。他用西方語言寫作，必然使用西方術語。但這些術語是基於西方的思想和分析範疇，其本身總體上是從西方歷史發展而來的。將它們應用於另一個由不同影響形成的以不同方式生活的社會環境，充其量只能是一種類比，而且可能是危險的誤導。舉個例子：比如教會和國家、屬靈和暫時、教會和世俗這樣相對應的詞，在阿拉伯語中沒有真正的對應詞，直到近代，它們才被創造出來以翻譯現代思想；因為它們所表達的這種二分法（dichotomy）概念在中世紀的穆斯林社會中是不存在的，在中世紀的穆斯林頭腦中也無法言明。伊斯蘭群體是教會和國家的統一結合體，兩者不可區分地交織在一起；其名義上的首腦，哈里發（Caliph），既是世俗的同時也是宗教的首領。」（19，20頁）

路易斯教授以這些話結束了他的引言：

「諸如『宗教』、『國家』、『主權』、『民主』等詞，在伊斯蘭語境中的含義非常不同，實際上在歐洲各個不同地區含義也不盡相同。然而，這些詞的使用在英語寫作中是不可避免的，關於這點，在東方現代語言的寫作中也是如此，這些語言受西方思維模式和分類模式的影響近一個世紀。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應當總是在它們的伊斯蘭語境下理解這些詞，不要覺得這些詞所暗示的東西與相應的西方制度有任何程度的相似，除非有明確說明。」（20頁）

在《穆斯林對歐洲的發現》中，路易斯先生解釋了為什麼伊斯蘭沒有認真對待歐洲，而歐洲正在從中世紀崛起，即將在世界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

「古典伊斯蘭文明在其早期受到希臘和亞洲的影響如此之大，卻如此果斷地拒絕西方，這似乎看起來很奇怪。但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當伊斯蘭正在擴張並擴大信眾的時候，西方歐洲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只是用一種看得見的和易覺察的低劣的文化奇觀來諂媚穆斯林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它來源基督教，這個事實本身就使它從一開始失去了信譽。穆斯林關於連續降示的教義，在穆罕默德的最後使命中達到了頂峰，這使得穆斯林拒絕基督教，認為它是他自己所擁有的（信仰的）最終完美形式的早期和不完美的形式，並相應地對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文明打折扣。在東方基督教對伊斯蘭最初時期的影響之後，基督教的影響，即使是來自拜占庭的高度文明，也被減少到最低限度。後來，當基督教世界的進步和伊斯蘭的退卻形成了一種新的關係時，伊斯蘭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已經固化，對外界的刺激，特別是來自西方這個千年對手的刺激，已經變得油鹽不進。」（300頁）

在說明了伯納德•路易斯著作中的優勢之處後，要說一下他的幾本書讓人失望。他聲稱，伊斯蘭一直是一個寬容的宗教，尤其是在對「信奉天經的人」—也就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態度。

的確，當猶太人和基督徒向入侵的伊斯蘭軍隊投降時，他們獲得了「齊米人」（dhimmis）【契約民】的地位，這個阿拉伯語單詞的意思是「受保護者」。但這種所謂的「保護」雖然允許他們保持自己的信仰，但卻剝奪了他們在被征服之前所享有的大部分權利。齊米人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他們不能宣傳自己的信仰，必須繳納人頭稅（Jizya）【吉茲亞稅，丁稅】，當他們的禮拜場所需要維修時，要獲得這種維修許可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的一些教堂被沒收，如敘利亞大馬士革的施洗者聖約翰教堂（Church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該教堂後來成為了歷史上的倭馬亞德清真寺（Umayyad Mosque）。

因此，令人遺憾的是，盡管伯納德•路易斯博學多才，而且通曉幾種伊斯蘭語言，但他卻忽略了猶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內受到的可恥待遇。

我永遠無法理解的是，像他這等高度的學者竟然忽視了同為猶太學者的巴特•葉歐爾（Bat Ye’or）的著作，她關於「齊米人」（Dhimmis）和「齊米制度」（Dhimmitude）的作品在法語原文及其英文譯本中都很出名。

在她的書《齊米人》（The Dhimmi）中，巴特•葉歐爾寫到了這本書的目的：

「本書目的要溫和得多。它源於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關係的獨立思考，這種關係是由特殊類型的戰爭—聖戰—的結果而確立的，因為在歷史舞台上人類所上演的『戲劇』中，很明顯，齊米人扮演著受害者的角色，被武力征服；事實上，正是在戰爭—聖戰—和失敗之後，一個國家才成為齊米人的人民。在自己被剝奪的故鄉『被容忍接納』，這個民族在此後的生活中，仿佛只是在整個歷史中處於時間靜止，因為決定一個齊米人命運的實際的政治因素基本上是領土被剝奪。」【1】

《齊米人：伊斯蘭下的猶太人和基督徒（簡介）》（The Dhimmi: Jews and Christians under Islam (Introduction)）（http://www.dhimmitude.org/archive/thedhimmi_intro.html）

法國波爾多大學（University of Bordeaux）已故的雅克•埃盧爾（Jacques Ellul）教授對被伊斯蘭征服的民族的歷史特別感興趣，他在《齊米人》的序言中發表了這些評論。【2】

「巴特•葉歐爾的《齊米人》一書正是應被置於這種背景下來看待：它是對這一關係到我們所有人的重要討論的優異貢獻。在此，我既不對該書進行說明，也不對其優點進行讚揚，而只是指出其重要性。齊米人是指生活在穆斯林社會，但不是穆斯林的人（猶太人、基督徒，偶爾也有『泛靈論者』）。他具有特殊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我們必須了解這個『不聽話的』人是如何被對待的。但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一主題的維度：它遠遠超出了對其他『社會狀況』的研究。讀者將看到，在許多方面，齊米人可以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相比。然而，農奴制的狀況是某些歷史變化的結果，如奴隸制的轉變、國家的終結、封建制度的出現等等，因此，當這些歷史條件發生變化時，農奴的狀況也會逐漸演變，直到他的地位最終消失。」

「然而，這一點並不適用於齊米人：他的地位不是歷史偶然的產物，而是應該從宗教的角度出發，並且是根據穆斯林對世界的看法。換句話說，這是絕對的、不變的、以神學為基礎的穆斯林對伊斯蘭和非伊斯蘭之間關係概念的表達。它不是一個具有追溯意義的歷史偶然事件，而是一個必要的存在條件。結果，它既是一個歷史研究的課題（包括對歷史資料的調查和對其在過去的應用的研究），也是一個當代課題，這是與當今伊斯蘭的擴張有關的最熱門話題。巴特•葉歐爾的書應該作為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來閱讀。人們必須盡可能準確地了解穆斯林對這些未皈依的人民所做的事情，因為這也是他們將來要做的事情（而且現在就在做）。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可能無法完全說服讀者。」

伯納德•路易斯沒有記住或提到的另一點歷史是壯丁徵召制度（Devshirme）【德米舍梅，德米舍梅在1—7年間隔徵收，徵收的是年齡在7至14歲之間的基督徒男孩】，奧斯曼土耳其征服者在東歐的做法，他們強行從父母那裡帶走年輕的基督徒男孩，讓他們接受伊斯蘭。隨著他們的長大，他們被編入一個被稱為（土耳其）禁衛軍（Janissary）【雅尼薩里】的精銳軍團。這些士兵參與了奧斯曼帝國在中歐和東歐的進一步征服。在這一制度持續的幾個世紀裡，要計算出巴爾幹地區從自己家人手中被帶走的基督徒男孩的人數並不容易。但人們可以想像，在這種邪惡制度影響下的國家的社會中，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傷害。不難推測，東歐和中歐人民對奧斯曼帝國多年壓迫的集體記憶一定在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後塞爾維亞人和波士尼亞人之間爆發的嚴重麻煩中發揮了作用。

因此，我不禁要問自己：是什麼促使伯納德•路易斯堅持對壯丁徵召制度保持沉默？

我懷著極大的悲痛，寫下了這些關於伯納德•路易斯的批評之語。【3】但是，作為一個享有如此大的國際聲譽的歷史學家，作為中東和伊斯蘭學者的領頭人，以及各種政府機構都在尋求其諮詢建議的權威，卻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保持沉默，這既是無法解釋的，也是不可理喻的！

閱讀關於伯納德•路易斯教授的著作：

The Legacy of Bernard Lewis.pdf （harvard.edu）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martinkramer/files/the_legacy_of_bernard_lewis.pdf）

【章節附註】

【1】這些引文摘自巴特•葉歐爾（Bat Ye’or）的書，《齊米人》（The Dhimmi）。全文可在www.dhimmi.org查閱。

【2】雅克•埃盧爾（Jacques ELLUL）於1994年去世，享年82歲。作為法學家、歷史學家、神學家和社會學家，他發表了600多篇文章和48本書，其中許多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20多本被翻譯成英語）。1950—1970年，他是法國新教改革宗教會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 of France）的成員。他在波爾多大學（University of Bordeaux）擔任教授，他的全部作品包括對中世紀歐洲制度、現代技術對當代社會的影響以及道德神學的研究。在美國學術界，他因20世紀50年代撰寫的《技術社會》（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英文版，1964年）而廣為人知，被認為是當代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

【3】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參考書目。伯納德•路易斯（1916年5月31日—2018年5月19日）是一位英美歷史學家、公共知識份子和政治評論家。路易斯的專長是伊斯蘭的歷史以及伊斯蘭與西方的互動。政策制定者，包括布什政府，經常徵求他的意見。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The Blind Spots of Bernard Lewis」

https://www.academia.edu/103352287/The_Blind_Spots_of_Bernard_Lew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