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馬克·杜里的《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

Gabriel Said Reynolds（https://nd.academia.edu/GabrielSaidReynolds）

202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The Qur’an and Its Biblical Reflexe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Genesis of a Religion. By MARK DURI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8. Pp. lvi + 337. $120

馬克·杜里（Mark Durie）的《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The Qur'an and Its Biblical Reflexes）的核心思想是「詞彙重整」（relexification）【詞彙替代過程】。當應用於古蘭經時，這個思想涉及到在「神學內容被古蘭經神學省略或取代」的文本中（第258頁），聖經形式的出現。詞彙重整就意味著，古蘭經繼承的神學體系並非源於聖經。雖然它借用了某些聖經宗教術語，但古蘭經為了建立自己的神學體系而轉變了這些詞，從而創造出新的意思。這種新穎性意味著古蘭經-以及隨其而至的伊斯蘭-不能被認為是出身於猶太教或基督教（或猶太基督教）。在結論中，杜里批評了安格莉卡·諾維爾什（Angelika Neuwirth）和這位評論者強調聖經傳統和古蘭經之間的宗教共性的方式，之後杜里寫道：

【古蘭經】既不是聖經的附屬文本，也不能將其與聖經並列依附於同一個遺傳「家譜」。相反，它是一部按照自己的神學鼓點前進的作品。它廣泛借鑒了其他來源，但在神學上並不依賴於它們，它將其獨特的神學框架強加在一切事物上並且使一切改換用途（第256頁）。

《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包含六個章節，分為兩部分。在前三章中，杜里介紹了他的主要論點，然後逐步闡釋這個重新思考獨立於先知傳記（sira）記錄的古蘭經年代學的體系，在最後三章中，杜里研究了聖經的「映射」（reflexes），也就是那些存在於古蘭經的（但實際上為不同的神學目的而使用的）與聖經相同的術語或敘述的元素。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杜里首先提出反對通過傳記聖訓的視角來閱讀古蘭經的理由。他合理地指出，古蘭經的許多段落沒有附帶的sabab al-muzul記錄，而其他段落則有相互矛盾的記錄。杜里還堅持認為，先知傳統傳記的地理背景值得質疑。正如長期以來所指出的那樣，在前伊斯蘭記錄中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麥加這座城市的存在，正如派特里夏·克羅恩（Patricia Crone）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概述的那樣（《古蘭經異教徒如何謀生？》（How Did the Quranic Pagans Make a Living?），BSOAS 86：387-99），古蘭經里關於「麥加」段落中提到的地理、園藝和農業相關提及都與麥加這座貧瘠城市不太相符。

杜里還主張，有某些跡象指出伊斯蘭其實起源於更北的地方。例如。他認為，古蘭經所描述的那種自然災害更適用於黎凡特（Levant）和巴勒斯坦，而不是漢志（Hijaz）南部。杜里補充說，古蘭經中許多可證實的地名，包括賽穆德（Thamud），米甸（Midian）和艾德（Ad），位於麥加和麥地那的北部（但值得注意的是，同盟軍（艾哈薩布）章（Yathrib），古蘭經33：13，出現在文本中）。他主張，古蘭經的阿拉伯語的某些特點更多地反映出南黎凡特地區的阿拉伯語，而不是漢志的阿拉伯語。例如，古蘭經不依賴於（語法）格詞尾（case endings）來押韻；納巴泰（Nabatean）阿拉伯語在古蘭經起源時就已經去掉了格詞尾。古蘭經的押韻方式總是將alif【阿拉伯語的第一個字母】 maqsura與ailf maqsura配對，將長alif與長alif配對，杜里懷疑這是因為alif maqsura的發音為雙母音（-ay）。他斷言，這更接近南黎凡特的阿拉伯語。這本書的這一部分的重點是證明他在沒有參考先知傳記的情況下閱讀古蘭經的方法是正確的。並不是每個人都會信服只一點（尤其是關於伊斯蘭的起源位於更北方的提議），但是本書的後面部分並不依賴於對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的接受。

本書第一部分的內容集中於杜里對先知一生中的末世危機的描述。大衛·馬歇爾（David Marshall）在他的著作《真主，穆罕默德和不信道者》（God, Muhammad, and the Unbelievers）中認為，按發生時間順序閱讀古蘭經表明，隨著穆罕默德先知生涯的發展，他開始接受他的群體將成為對不信道者進行神性懲罰的杖。杜里也看到了類似的發展。在早期-杜里稱之為「前過渡時期」-先知相信，對不信道者的這種懲罰將會像早期先知時代那樣，通過某個神性災難來發生。因為這種懲罰從未出現過，然而，先知（和信道者群體）經歷了一場末世危機。解決方案就是宗教暴力的想法：真主將通過他懲罰不信道者。以這一陰謀為前提，杜里不將古蘭經章節標記為「麥加」和「麥地那」，而是「前過渡」（pre-transitional）和「後過渡」（post-transitional）。他評論道：

確定一段經文是前過渡還是後過渡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真主向信道者推薦什麼策略？他們是否要有耐心並忍受敵對對手。知道真主最終會帶來懲罰，希望在今生實現，當然在下輩子一定會，這是前過渡的信息，或者他們是真主懲罰的代理人嗎，充當真主針對不信道者的手？（第56頁）

杜里認為古蘭經22章（al-Hajj）（朝覲）特別說明了這個過程，他將其定位在「臨界點」之前。該章談到了信道者所經歷的騷擾（古蘭經22：25，40），暗示了遷徙（古蘭經22：58），並允許自衛戰鬥（古蘭經22：39；第56-57頁）。然而，這種戰鬥（尚）未被視為真主的行為。因此，盡管其他學者認為朝覲章是麥加和麥地那材料的混合（最近的材料為尼古拉·西奈（Nicolai Sinai），《古蘭經：歷史批判導論》（The Quran: A Historical-Critical Introduction）【愛丁堡，2017】，129-30頁），杜里將這一章視為一個整體，先知對自己在他的追隨者和對手之間的對抗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開始發生戲劇性的轉變，這一章反映了那個轉變的瞬間。

在這一轉變結束時，先知的自我概念似乎也發生了變化。在「後過渡」古蘭經章節中，先知不再單純只是一個警告者。現在，他要以各種方式受到服從和尊敬，那些傷害他的人會在今世和來世受到詛咒（古蘭經33：57；見66-67頁），雖然先知的權柄不是神性的，但現在卻與真主的權柄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第I53頁，第34頁）「真主和他的使者」一詞在古蘭經中出現了八十五次，而在麥加的一段經文中只出現過一次。

在這一部分，杜里討論了瓦利德·薩利赫（Walid Saleh）的論點（「希望的終結：古蘭經10-15，絕望和走出麥加的出路」（End of Hope: Suras 10-15, Despair and a Way Out of Mecca），《今日古蘭經研究》（Quranic Studies Today），A. Neuwirth和M. A. Sells編輯【倫敦，2016年】，105-23頁）。杜里同意薩利赫的觀點，即先知在某個時候選擇了對他的對手使用暴力。薩利赫認為，這一決定是為了回應先知對他在麥加的聽眾皈依伊斯蘭失去希望。與薩利赫不同的是，杜里指出，古蘭經從早期的章節開始就斷言許多人不會相信。（通常無法說服他們的對手的）早期先知的例子也教導了同樣的道理。因此，杜里認為，先知失去了希望真主會干預並摧毀他的對手。然而，在這個評論家看來，杜里在這里似乎忽略了《古蘭經》對辯論其反對者的持續關注（盡管他在其他地方注意到了文本的這種特質）。古蘭經的神性聲音（在「麥加」和「麥地那」章節中）經常引用和回應使者的反對者的論點（邁赫迪·阿扎伊茲（Mehdi Azaiez）稱之為「反話語」（counter-discourse））。先知可能確實希望消滅他的對手（懲罰故事和火獄的描述也表明了這一點），但與此同時，他似乎渴望看到他們皈依，唯獨服從真主，並承認他的先知身份。

在第三章中，杜里介紹了一個基於「詞彙距離」-某些單詞在某些章節中組合在一起的方式-和「套話距離」-某些系列單詞（或者慣用詞語）組合在一起的方式-的古蘭經文本分析體系。對於出現在「前過渡」章節中的詞位（Lexemes）和慣用詞語（formulae）接收值0，對於出現在「後過渡」章節中的詞位和慣用詞語接收值l。對這些值進行平均以給出任何給定古蘭經章節與過渡的距離的測量值。結果是，章節的映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與諾爾德克（Noldeke）的分類一致（參見第95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平均「詞彙/套話距離」均值較低的段落與「詞彙/套話距離」均值較高的段落之間存在顯著差距，杜里認為這可能反映了末世危機期間材料未被轉錄的時期。這種分析體系並沒有「證明」「前過渡」和「後過渡」章節的綱要（因為它們基於該綱要），但對於那些發現杜里在第二章中的工作令人信服的人來說，它將提供一種有用的方法在該綱要的背景下分析古蘭經的各個元素。

至此，《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相當突然地）轉到了第二部分，這一部分是思考古蘭經中的某些核心宗教思想相較於聖經中的類似思想。杜里在第四章論述了古蘭經中的一神論教義。他認為，古蘭經中的神人關係概念是基於「神性的命令和人類的服從」（第118頁），而聖經的概念從根本上來說是以聖約為標誌的，在這（兩部）聖約中，神和人類都有一定的義務，就神而言「涉及愛的忠誠」（第118頁）。為此，他認為圍繞一神論的古蘭經詞彙（包括詞根sh-r-k，w-l-y，和n-s-r）往往都不是借用猶太教或基督教語言（即希伯來語、阿拉姆語、或埃塞俄比亞語），而是一開始就出自阿拉伯語（因此反映了一些本土的社會或宗教願景）。

杜里在關於古蘭經先知教義的第五章中得出了類似的觀察（他稱之為「先知學」（rasulology），認為古蘭經中的「先知」【nabiyy】只是使者（rasul）的一個子類別）。在古蘭經中，所有先知都有一個特定的模式：先知帶著徵兆而來，將人們（生性貪欲且健忘）帶回真主身邊；先知總是遭到反對，而先知總是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模式是杜里所說的「使者均變論」（Messenger Uniformitarianism）的一部分，它與包羅萬象的聖經中先知的異象有著根本的不同。「使者均變論」的核心理念是，真主的聖行（Sunna），真主對待人類的習慣或做法永遠不會改變。因此，先知都扮演著同樣的角色。

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要點是，古蘭經的宗教觀念似乎只是源自聖經。事實上，盡管它們使用聖經詞彙和敘述材料，但它們本質上是不同的。杜里在第六章中論述同樣觀點，提出一系列對古蘭經詞彙和思想的具體案例研究，包括基督（Christ）、al-ruh、sakina、撒旦、聖約和宗教暴力。他對古蘭經術語麥西哈（masih）（「Christ」）的長篇討論可以用這樣的言論來總結：該術語是古蘭經中的一個簡單稱謂：聖經中的彌賽亞思想在古蘭經中找不到。他認為，古蘭經中的「al-ruh」要麼是天神般的存在，要麼是指真主的吹氣，但它並不是指神性的「精神」（spirit）（正如有時所想像的那樣）。杜里認為古蘭經15：29（參見古蘭經32：9；古蘭經38：72）中說到nafakhtu fihi min ruhi，意思只是「我吹了一些我的氣息（blowing）」（第171頁）。事實上，古蘭經使用了玄靈（ruh al-qudus）（「神聖的靈」）這一表述，特別是在它宣稱「我曾以玄靈扶助【耶穌】（爾撒）」的三個地方（古蘭經2：87；古蘭經2：253；古蘭經5：110；第四處，古蘭經16：102，它指的是玄靈給穆罕默德帶來降示），表明它有一個與耶穌密切相關的神性的靈（ruh）的概念，是他被創造的原理，他被賦予力量（並能夠施行他的許多神蹟）。

根據杜里的觀點，古蘭經的sakina，即使它看起來與希伯來語的shekinah有關，它在古蘭經中的含義（古蘭經2：247-248可能除外）是從阿拉伯語的安寧概念（s-k-n）中獲得的。他認為，古蘭經中的撒旦（al-Shaytan）一詞並非來自埃塞俄比亞語（正如人們經常主張的那樣），而是一種「偽裝的借用」，將某個敘利亞語或希伯來語的來源與先前存在的用於某個阿拉伯蛇的物種的阿拉伯語單詞「雜交」而成。杜里認為，古蘭經中沒有約（covenant）的概念。雖然某些術語（尤其是Wad、mithaq和ahd）有些時候與這一概念相一致，但如果仔細調查就會發現，涉及這些術語的段落必然包含單方面的、有約束力的義務，而不是雙方的契約。例如，在古蘭經7：172著名的原始（alastu）契約中，人類承認真主為主，但真主（除了承諾審判他們）不給他們任何東西。杜里指出，關於宗教暴力，古蘭經將耶穌（爾撒）塑造成很多東西，其中還把他（古蘭經61：14）塑造成一位好戰的先知。古蘭經還聲稱，在《討拉特》【舊約】、《引支勒》【福音】中可以找到戰鬥、殺戮和死亡以獲得天堂獎勵的想法（古蘭經9：111）。事實上，在希伯來聖經或新約中並沒有發現這樣的想法，而古蘭經中對戰鬥先知的描述也確實不是遵循聖經的戰爭神學（盡管杜里承認這可能與古代近東晚期的宗教暴力的建構有關）。

杜里在《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的第二部分中令人信服地表明，古蘭經有自己的宗教願景，與聖經截然不同。他的觀察當然是正確的：「人們不能假設古蘭經中借用的基督教或猶太教術語的含義與源語語境中的含義相同」（第259頁）。然而，缺失的是對古蘭經與猶太教和基督教思想在古代晚期發展過程中的對話的深入思考。古蘭經並不是與聖經（尚未被翻譯成阿拉伯語）直接對話，而是與晚期古代猶太人和基督徒口頭流傳的聖經傳統和思想對話。事實上，古蘭經並沒有明確區分非聖經傳統（例如耶穌的嬰兒期的神蹟、以弗所的沉睡者或亞歷山大大帝）和聖經傳統。因此，雖然杜里正確地強調了古蘭經的神學獨特性，但他缺失古蘭經與當時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活生生的宗教世界的親密對話。杜里認為古蘭經中的許多（盡管不是全部）概念有根本不同，但當通過晚期古代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視角來閱讀聖經時，這些概念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對於先知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仔細閱讀敘利亞語著作（例如《寶藏洞穴》（Cave of Treasures））表明，許多講敘利亞語的基督徒已經發展出一種「使者均變論」（然而，其標誌是對舊約的基督論解讀），因此，他們（很像古蘭經一樣）就認定那些在聖經中沒有得到這個頭銜的人物為先知（nabiye）。

對《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的另一個（但沒有那麼重要）評論是其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間的關係。杜里關於「前過渡」和「後過渡」的論點令人印象深刻（盡管它們是否需要按時間順序排列仍然值得商榷）。然而，他並沒有頻繁將這一論點應用於第二部分中關於古蘭經借用聖經材料的討論。

該書還給讀者留下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杜里在引言中已經介紹了這個問題：「聖經映射所適應的預先存在的神學框架是什麼？」（46頁）杜里暗示，這個體系可以在前伊斯蘭阿拉伯的宗教世界中找到。這位觀察者謙虛地表示，這個宗教世界實際上因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存在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如上所述，古蘭經根本上不是在與正典聖經對話。它是在與七世紀近東的活生生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對話。然而，盡管有這樣的建議，我們還是可以從《古蘭經及其關於聖經的映射》中學到很多東西，這部作品的特點是方法論上的獨創性和對伊斯蘭經典原創性的獨特見解。

加布里埃爾·賽義德·雷諾茲（Gabriel Said Reynolds）

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這篇文章翻譯自Gabriel Said Reynolds的在線文章「Book Review: Mark Durie's The Qur'an and Its Biblical Reflexes」

https://www.academia.edu/114109388/Book_Review_Mark_Duries_The_Quran_and_Its_Biblical_Reflex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