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兄弟會成員」

 

[Passages faiz oultre mer par les François contre les Turcqs et autres Sarrazins et Mores oultre marin(尼科波利斯戰役),15世紀。手稿部。Bnf fr. 5594—公共領域,法國國家圖書館]

 

在伊斯蘭歷史的頭一千年裡,穆斯林以強勢地位與西方歐洲人交往。他們之間頻繁的衝突通常以穆斯林的攻擊和基督徒的防禦為特徵,盡管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證明是暫時的巨大例外,西班牙列康吉斯達運動(Reconquista,公元718至1492年間西班牙人反對阿拉伯人佔領,收復失地的運動)是一個更永久的例外。從文化和智力上講,中世紀的穆斯林雖然從希臘和敘利亞基督徒那裡吸取了一些東西,但他們把歐洲人視為人類文明寒冷北部邊緣的野蠻人。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廣闊而文化統一,從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印度;學者們可以自由地用阿拉伯語或波斯語旅行和交流思想。相比之下,西歐似乎很狹隘。

 

時勢會變

然而,從17世紀晚期開始,時勢變了。在1683年第二次圍攻維也納(Vienna)後,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不再是一個嚴重的軍事威脅。歐洲也開始在經濟和技術上取得領先地位。隨著自由民主的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傳播,以及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他們開始把伊斯蘭視為許多不那麼「先進」的文化和宗教中的一種。對伊斯蘭世界的迷戀仍在繼續;異國情調的故事粉飾了它所謂的美麗和殘忍。關於「東方(Orient)」的學術蓬勃發展。但總的來說,西方人相信自己的優越性。到1920年,奧斯曼帝國垮台後,除了阿拉伯半島和土耳其共和國的那些人外,大多數穆斯林都生活在歐洲人的統治下。

對於主流的伊斯蘭遜尼派傳統來說,這次歐洲征服意味著一場重大的精神和政治危機。在伊斯蘭內部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運動來解釋和回應這種情況。一些穆斯林主張按照法國大革命的路線將伊斯蘭「世俗化」。他們沒有否認伊斯蘭的宗教真理,但他們認為,社會和政治結構應該建立在純粹的世俗原則之上。與此相反,第二個群體(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祖先)認為,伊斯蘭完全為生活的各個方面提供了基礎,古蘭經包含了所有的真理—科學、政治和宗教方面。

阻礙這兩種改革運動的是傳統的伊斯蘭—一個複雜的宗教和社會結構體系,其中有兩個主要組成部分,「身體」和「靈魂」。「身體」是伊斯蘭教法(sharia)—複雜的傳統教法,支配著一個虔誠穆斯林的生活。

雖然伊斯蘭教法包括了政府的戒律,但穆斯林政府的實際法律法規在歷史上與其並不完全相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信徒會改變它。)它的核心是五功(Five Pillars)—一天五次祈禱,認信真主是唯一真神,接受穆罕默德為安拉的使者,奉獻2.5%的個人收入,齋月齋戒,以及去麥加朝聖。

 

兄弟會

伊斯蘭的「靈魂」由蘇菲派神秘主義(Sufi mysticism)的宗教儀式構成。蘇菲派兄弟會是關鍵的伊斯蘭機構,在每個城鎮都有小屋(lodges),蘇菲派聖徒的墳墓也是朝聖之地,直到19世紀早期的改革運動瓦哈比運動摧毀了它們。蘇菲派形成了許多伊斯蘭民間信仰和宗教儀式。在現代,西方的觀察者和伊斯蘭的改革者都開始把它視為一種魔法和迷信的形式,阻礙了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和合理化。

正如莉莉亞斯·特羅特(Lilias Trotter)所認識到的那樣,蘇菲主義(Sufism)的核心是渴望與真主聯合。蘇菲派始於伊斯蘭的主要原則如真主獨一(tawhid)和完全順從真主(該宗教的名字islam由此而來)。對蘇菲派來說,真正的順從是在愛中結合。阿爾及利亞有特別強大的蘇菲派存在,北非一般也是如此。

到1888年特羅特到達時,阿爾及爾(Algiers,阿爾及利亞首都)已經被法國控制了50多年,盡管對內陸的殖民干預要晚得多。1830年的最初佔領是法國波旁(Bourbon)王朝的最後一次行動之一,它試圖在醞釀中的革命面前鞏固愛國熱情。1830年的革命帶來了更自由的君主立憲制,在1848年被第二共和國取代,然後1852年是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統治下的第二帝國,1870年是第三共和國。拿破崙三世雖然對阿拉伯人相對同情,但從未試圖給他們些許獨立或保護他們的土地不被法國定居者佔據。

當特羅特到達阿爾及利亞時,阿爾及利亞是一個種族隔離的社會,土地和權力掌握在法國人手中。作為法國國民,當地的阿爾及利亞人可以在法國軍隊服役,移民到法國,並利用法國的司法系統或傳統上的伊斯蘭法庭。然而,要獲得這些權利,他們必須拋棄伊斯蘭法律,這是只有少數人願意做的。

殖民時期的阿爾及利亞被分為法國勢力主導的沿海地區和對法國文化、殖民有著高度抵抗的廣袤內陸地區,盡管法國佔領了大部分土地。

阿爾及利亞最成功的反殖民者是蘇菲派領袖阿卜德·埃爾·卡德(Abd-el-Kader,1808—1883),他在1832年至1847年間統治了該國的大部分地區。他的勇氣、才華和道德品質給他的法國對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47年被打敗和流放後,他在大馬士革保護基督徒對抗穆斯林暴徒,贏得了更多的讚譽。

相比之下,法國殖民者認為自己在阿爾及利亞有「文明使命」,經常實施暴行,最終採取滅絕和驅逐抵抗的內陸組織。多達三分之一的阿爾及利亞人口可能死於大屠殺、疾病和饑餓。法國人將整個部落驅逐到他們帝國的偏遠地區,如法屬圭亞那(French Guyana)。一名法國軍官稱,法國的政策摧毀了「所有不會像狗一樣爬到我們腳下的東西」。在19世紀80年代,這種「滅絕政策(policy of extermination)」才剛剛開始轉變為「滲透政策(policy of penetration)」。

 

傷痕累累和分裂

因此,特羅特所在的阿爾及利亞遭受了幾十年的暴力衝突和嚴重的分裂。歐洲人主要留在沿海地區,並與其他歐洲人或採用歐洲生活方式的阿拉伯人進行互動。法國政府對特羅特住在阿拉伯地區並向阿拉伯人傳福音的決心並不看好。法國禁止「宣傳」,主要針對革命的反殖民運動,也限制了她的傳教努力。

有一段時間,由於法國人對她活動的調查,以及限制她與說阿拉伯語的人接觸,特羅特把注意力轉向了說法語的人。但從一開始,盡管最初不懂阿拉伯語,她就決心直接與本土文化接觸。

她最初的印象並不樂觀,甚至她的好評現在也可能聽起來是傲慢的。像她那個時代的大多數西方人一樣,她傾向於將「東方」文化描述為具有異國情調和「豐富多彩的」。與此同時,她決心承認與她交往的人的完整人類尊嚴,歐洲同胞輕率地說阿拉伯人是一個「註定要失敗的種族(doomed race)」的言論激怒了她。

相反,她回答說,阿拉伯人有一個「註定要失敗的信條(doomed creed)」:伊斯蘭,一種「死氣沉沉的道德(dead morality)」,對性格沒有真正的改變效果。在尋求共同點的同時,她毫不妥協地期望皈依者會與關鍵的伊斯蘭宗教特色決裂。她特別要求他們在齋月期間拒絕禁食,這導致了皈依者的穆斯林家庭成員特別強烈的反對和迫害。她懷疑使用藥物和魔法導致皈依者復發(返回伊斯蘭)。

在她第一次接觸伊斯蘭公共祈禱(communal prayer)時,她評論了它靈性上的「空虛」,盡管她留意到她聽到對神的渴望。但當她開始在內地旅行時,她評論說,那裡的人們似乎更意識到自己的罪惡,發現他們渴望閱讀新約,更多了解耶穌,(像所有穆斯林一樣)他們尊耶穌為先知。

 

與神聯合

特羅特越來越著迷於蘇菲派,或者按她的說法叫「兄弟會成員」。雖然她發現他們的神秘主義「富於幻想」,許多做法「奇怪」,但她也看到他們對與神(真主)聯合的渴望。她向其宣講的阿爾及利亞南部蘇菲派似乎把她看作是同路人,至少有一次邀請她去當地的兄弟會分會,這是婦女通常不被允許做的。

特羅特相信神在蘇菲派中作工,為福音預備道路,就像在她看來,基督教的復興運動在神秘主義者中開始一樣。在北非的早期,她贊許地引用了阿卜德·埃爾·卡德的話,稱他是穆斯林的「聖人」。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出版了她那本著名的書《 七重秘密之道(The Way of the Sevenfold Secret )》,旨在傳福音給蘇菲派(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joy-and-peace-from-the-first-step-ch-148)。她一開始就承認基督徒和蘇菲派參與著基本相同的靈性追求。但她認為,在基督教中,與神的聯合是在靈性道路的一開始就通過相信基督而給予的,她使用了約翰福音(她特別依賴這卷福音來向穆斯林傳福音)中耶穌的七個「我是」來證明這一點。

特羅特並不是唯一一個接觸蘇菲派的歐洲人。查理斯·德·福柯(Charles de Foucauld,1858—1915)是一名在北非廣泛旅行的法國軍官,1890年成為一名僧侶,定居在圖阿雷格人(Tuareg)中,成為圖阿雷格語言和文化的學者,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對二十世紀天主教產生了巨大影響。路易士·瑪西儂(Louis Massignon,1883—1962)在德·福柯的影響下,在中東旅行時經歷了一次基督教的皈依,他將這部分歸因於遇到了蘇菲派的靈性。瑪西儂一生致力於研究伊斯蘭,成為該領域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他敦促天主教徒將伊斯蘭視為「亞伯拉罕式」的姐妹信仰—這一觀點最終被載入梵蒂岡二世的《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Nostra Aetate)中。

特羅特不會走得那麼遠。但她也證明了她對文化的尊重,以及超越法國官方殖民主義的傲慢、種族主義範式的決心。在北非,和在許多其他地方一樣,殖民主義導致的跨文化接觸最終削弱了殖民主義本身。對特羅特來說,最終重要的是通過相信耶穌而與神聯合的活的福音,她相信這個信息太強大、太有改變的能力,不能只與歐洲文化綁在一起。

 

這篇文章翻譯自Edwin Woodruff Tait的在線文章「Reaching the “Brotherhood men”」

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reaching-the-brotherhood-men-ch-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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