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克教

 

(SIKHISM)(源自旁遮普語(Panjabi)的sikh或sikha=梵文(Sanskrit)中的s'ishya,「弟子」(disciple)或「門生」(pupil)。)旁遮普(Panjab)(印度西北部)地區錫克教信徒(Sikhs)的宗教。由拿那克(Nanak)創立,他出生於公元1469年,拉合爾(Lahore)附近的拉維(Ravi)河畔的塔爾萬迪(Talvandi)村(現名楠卡那(Nankana))。

錫克人(Sikh)的宗教歷史尚未受到必要的審查,以保證拿那克及其追隨者的信仰體系在興起時所仰賴的最終起源經得起嚴格的推敲和審判。錫克教的文獻和傳統故事奇特地融合了印度教(Hindu)和伊斯蘭(Muhammadan)的思想;這一點非常明顯,以至於極致膚淺的探究者得出結論,拿那克有意將他的信條作為這兩個偉大宗教之間的妥協方案。然而,《本初經》(Adi Granth)(《阿底本初經經》,錫克教的聖典)的得力能幹的譯者,特魯姆普(Trumpp)博士,也是唯一一個以學識寫過這方面文章的作者,卻明確認為錫克教與伊斯蘭(Muhammadanism)只有偶然的關係。他在《本初經》(Adi Granth)譯本的導讀(101頁)中說:

「如果把拿那克說成是盡最大的努力把印度教和伊斯蘭關於神(God)的思想統一起來,那就大錯特錯了。根據他所有的觀點,拿那克仍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印度教信徒(Hindu);如果說拿那克與穆斯林(Musalmans)有交往關係,其中許多人甚至成為他的弟子,那是因為事實在於,所有這些穆斯林信奉的蘇非派(Sufism)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直接發源於印度教的泛神論(Pantheism),只是在表面上適應了伊斯蘭的形式。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泛神論者(Pantheists)可以很好地團結在一起,因為他們對至高者(Supreme)有著基本相同的思想。」

如果上述觀點準確地反映了真實情況,那麼錫克教就幾乎不值得在本文中提及;但很快我們就會發現,證據的天平嚴重傾向於另一方。對早期錫克教傳統故事的仔細研究有力地表明,拿那克的宗教實際上是印度教(Hinduism)和伊斯蘭(Muhammadanism)之間的一種妥協方案,就算它甚至不能被稱為某個伊斯蘭教派的宗教。由於人們對早期錫克教教學者的觀點知之甚少,再加上特魯姆普博士提出了鮮明的觀點,因此,這使得我更有必要在這裡寫一篇關於錫克教的文章,當然關於它相對於伊斯蘭的重要性也有必要;因為有必要確定這兩種信仰之間實際存在的關係。我們將看到,本文所提供的資訊主要取自原版的旁遮普語書籍和大英圖書館印度廳文庫(India Office Library)的手稿;錫克教信徒聖典《本初經》(Adi Granth)的權威性為本文提供了支援。

《生平故事》(Janam-Sakhis),或者說拿那克及其同伴的傳記描述,包含了大量稀奇古怪的傳統故事,為錫克宗教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相當多的資訊。從這些古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拿那克雖然出身於印度教,但在早年卻受到了蘇非派(Sufi)的影響,並被密集地分佈在印度北部、並成群聚集在旁遮普的苦行者(faqirs)(法基爾人)的聖人風範所深深吸引。現在,蘇非派並不像特魯姆普博士推測的那樣,是歸功於印度教的泛神論;因為它產生於伊斯蘭的最早期,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於波斯的、拜火教(Zoroastrianism)對阿拉伯伊斯蘭的原始信仰的影響。波斯一直是蘇非派教義的大本營;闡釋這種形式的伊斯蘭信仰的主要作家有波斯詩人菲爾多西(Firdusi)、尼扎米(Nizami)、薩迪(Sa'di)、賈拉魯丁(Jalälu 'd-Din)、哈菲茲(Hafiz)和賈米(Jami)。

哈菲茲,蘇非派詩人中的王子,大膽地宣稱:「我是古代拜火教祭司(Magian)的弟子:族長(Shaikh)啊,不要生我的氣!『因為你給了我承諾;他給了我現實。』」盡管這一節詩(stanza)直接暗指了哈菲茲認識的兩個人,但其意思幾乎顯而易見:「我,一個波斯人,堅持我祖先的信仰。不要責怪我,阿拉伯人啊,征服者!我的信仰比你的更崇高。」哈菲茲的意思是讓他的讀者從一般意義上理解他的話,這一點可以從他的這節詩句中推斷出來,他說:「我是酒館老頭(即拜火教祭司)的僕人;因為他的恩惠是持久的:另一方面,族長和賽義德人(Saiyid)【對出身貴族或有功勳的穆斯林的尊稱】的恩惠有時常在,有時不在。」事實上,哈菲茲完全意識到,事實上蘇非派是受到他的祖先信仰的影響;因為在另一首頌詩(ode)中,他明確地說:「讓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古代波斯國國教拜火教之祖】的信條精髓再次煥然一新,現在鬱金香已經點燃了寧錄(Nimrod)之火。」尼扎米也意識到,他的思想危險地近似於異端邪說;因為他在《霍斯魯和希林》(Khusru' wa Shirin)中說:「不要把我看作是拜火信徒(Fire-worshippers)神廟的引路人;只看緊密附著於寓言的隱含意義。」這些引文可以無限制地增加,充分表明蘇非派精緻靈性的起源與拜火教有關。波斯信仰的崇高性在於其永恆靈性(Eternal Spirit)的合一概念,以及神性(Divine)與一切顯現的密切聯繫。阿拉伯穆斯林相信一個人格化的神的合一;但對他們來說,人類和世界只是神的意志所作用的對象。蘇非派更接近體現在「基督在我們裡面」這句話中的基督教信仰的情感。

征服印度斯坦(Hindustan)的波斯人親自帶來了伊斯蘭式拜火教祭司信條的神秘和靈性思想。印度正是通過波斯接受了伊斯蘭的洪流,波斯形式的伊斯蘭的神秘主義(mysticism)和苦行主義(asceticism)在印度北部的冒險投機的苦行者中找到了發展的合適土壤。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任何受伊斯蘭影響的印度教信徒都會顯示出某些蘇非派影響的痕跡。事實上,我們發現錫克教的上師(Gurus)【印度教或錫克教的宗教導師或領袖權威】所宣揚的教義具有明顯的蘇非派色彩,而且早期的上師確實公開呈現出苦行者的禮儀和服飾,從而明確表明了他們與伊斯蘭蘇非派思想的聯繫。在畫像中,他們的樣子是手持小念珠,頗有穆斯林的風範,好像隨時準備進行贊念(zikr)。上師阿爾瓊(Arjun)是拿那克之後的第五位繼承者,他是第一個捨棄苦行者服飾的人。然而,教義仍然保有著它們的地位,因為我們發現最後一位上師在臨終前公開承認了蘇非派思想。他的話說「傳承(Smritis)典籍【由聖哲(Rishis)根據追憶撰寫的一類印度教經籍】、論注(Sastras)典籍【佛陀親自宣說之語(經典),及闡釋佛陀所宣說之法教的論注(論典)】和吠陀本集(Vedas)【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都以不同的方式講述,我不承認(其中的)任何一種。幸福的擁有者啊,請賜予(我)你的恩惠。我不說『我』,我承認所有都源於『你』。」—(《Sikhan De Raj Di Vithia》,第81頁)在這裡,我們不僅看到了蘇非派的思想,而且還看到了蘇非派的語言本身,它暗示著一種對(唯一)神祇(Deity)之外的所有泛神論的否定,同樣的文學風格和表達方式也出現在《本初經》中,例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有什麼區別呢?」(《本初經譯本》,第130頁)還有,「那一位(the One)居於萬有之中,納入萬有之間。」(第41頁)事實上,在整部《本初經》中,「真正的那一位」(True One)是對神祇的最喜愛的名稱,也就是說,真正的那一位是絕對合一(Absolute Unity)。幾乎不可能找到比以下句子能提供的更完整的思想關聯了,其中一句摘自波斯蘇非派賈米(Jami)的《優素福和祖拉伊卡》(Yusuf wa Zulaika),其他的摘自重複靈魂誦念(Jap-ji)和《本初經》。賈米說:

「摒棄一切虛無幻象,放棄一切懷疑;將一切靈性、形式和地點融為一體;看見那一位—認識那一位一—談論那一位—渴望那一位一—吟頌那一位一—尋求那一位。」

在每個錫克教家庭都熟悉的重複靈魂誦念慣用詞語中,我們可以看到:—

「上師是伊薩爾(Isar)(濕婆)(Siva),上師是加拉赫(Garakh)(毗濕奴)(Vishnu),上師是梵天(Brahma),上師是母親帕爾巴蒂(Parbati)。如若我知道,我會不說出來嗎?這個故事不能說。哦,上師,請讓我了解那一位,這樣我就不會忘記那一位眾生的慷慨的庇護者。」

在《本初經》中,我們讀到:

「你詠誦那一位,你將那一位置於(你的)心中,你認識那一位。那一位(是)在眼中、言中、口中;你知道,那一位在兩個地方(即世界)。那一位在睡夢中;那一位在清醒時,你全神貫注於那一位。」(印度廳文庫手稿(India Office MS),第2484號,568頁)

這種表達的同一性,不僅在神的合一這種思想方面是可以辨別的,因為蘇非派的其他術語,也在錫克教中被複製。因此,蘇非派的法里杜•丁•沙卡尼(Faridu 'd-Din Shakrgani)稱神祇為「生命之光」(the light of life),賈利魯•丁(Jalilu' d-Din)說到「祂的愛的光芒」(flashes of His love),而賈米則表示天使之主(Lord of Angels)的「光」使宇宙的各個角落有了活力;尼扎米在感到神的一束光照進了他的靈魂時,感歎道,「然後,有一束光,像燈的光亮一般,照進了(我心中的)花園。」從波斯蘇非派的作品中不難收集到許多這樣的例子。談到錫克教,我們發現《本初經》中也有很多類似的表達。我們只需引用以下這些拿那克自己的感歎就足夠了:「在萬物中(是)光。他(是)光。從他的光中,萬物皆有光。」(印度廳文庫手稿,第2484號,85頁)在另一處,他說,「發光的那位是光(與自身)的彙集者」(第186頁),在第51頁,我們看到:「死亡不能進入那裡;光被發光的那位吸納。」

另一個蘇非派最喜歡用來比喻神祇的話就是「所愛之人」(the Beloved),例如哈菲茲說過,「感謝所愛之人的實體照亮會眾(Assembly)。」這個詞在錫克教中得到了充分的認可,因此在《本初經》中,「如果你自稱是所愛之人的僕人,不要輕蔑談論(他)。」(印度廳文庫手稿,第2484號,第564頁)「對所愛之人的愛自然會讓內心充滿喜悅。我渴望見到主(Prabu);因此我何故怠惰呢?」(印度廳文庫手稿,第2484號,第177頁)還有,「我的靈魂和肉體因分離過分劇痛,所愛之人如何才能來到我家(與我)相見?」還有,「所愛之人已成為我的醫者。」(印度廳文庫手稿,第1728號,第87頁)旁遮普語文本中使用的詞是piri'a,pritam和piri,意為「愛人」,或「心愛的人」。

波斯影響的另一個顯著證據是在《本初經》本身的形式中發現的。《本初經》由一組短詩組成,其中許多詩的所有詩句都共同組成詩歌韻律,與規範波斯人的格扎爾詩歌(ghazal)的語法結構的原則出奇一致。在創作的時候,「拿那克」(Nanak)的名字被寫進每首詩的最後一行,這一事實使這種相似性更加突出。這最後一個特點持續反復出現,不能被視為偶然的結果,雖然它完全異於印度詩歌的做法,但卻恰好符合格扎爾詩歌正確的創作規則。

上述事實似乎在說,波斯錫克教對錫克宗教的起源在時間影響方面是決定性的。特魯姆普博士在討論《本初經》的哲學時,通過以下的話,承認錫克教和蘇非派之間有密切聯繫:

「在《本初經》中,我們可以區分出更粗略和更精細的泛神論…。在這種更精細的泛神論中,創造以至高者顯靈的形式出現(正如在蘇非派的體系中);原子物質要麼同樣被視為與絕對至高(Absolute)共存,並存在於其中,在絕對至高的光(joti)的能量作用下被塑造成各種各樣截然不同的形式,要麼或多或少地否認物質的真實性(如蘇非派,他們稱之為),因此神聖的光是一切中唯一真實的本質。」—(《本初經譯本》導讀,100—101頁)

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疑問似乎都被上師阿爾瓊生平的明確表述所平息,他的追隨者敦促他將拿那克的真實言語寫成文字,因為通過誦讀其他蘇非派人士的被冠以聖人拿那克(Baba Nanak)之名的大量詩句和演講,人們心中正在萌發傲慢和世俗的智慧。(《Sikhan De Raj Di Vithia》,第29頁)而在《本初經》中,我們發現了以下被認為出自拿那克的重要詩句:—

「賜予者賜予了一團陶醉妄想。陶醉者忘卻死亡,獨自享樂四天。蘇非派信徒,堅守他的宮廷,找到了真實的那位。」(《本初經譯本》,第23頁)

在這裡,我們不僅看到了宣稱與蘇菲派有共同起源,而且還看到了蘇非派最喜歡的幾個術語具體體現。

《生平故事》(Janam-Sakhi)中保留的關於拿那克的傳統故事充滿了他與伊斯蘭結盟的證據。他出身於印度教,屬於吠陀卡特里(Vedi Khattri)【商人】種姓,是拉合爾附近一個叫楠卡那(Nankana)的地方的村莊會計(patwari)的兒子。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尋求苦行者群體,並用公平和不公平的手段為他們服務,尤其是在佈施贈與方面。15歲時,他挪用了父親給他做買賣的錢,這促使他的父母將他送到蘇爾坦普爾(Sultanpur)的親戚家,以便讓他會戒掉對苦行者的好感(印度廳文庫手稿,第1728號,29頁)。他來到新家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加入了一位名叫道拉特•可汗•洛迪(Daulat Khan Lodi)的穆斯林行政長官(Nawab)的麾下;在為他效力期間,除了為自己保留的基本生活費外,他繼續將自己的工資全部奉獻給苦行者。在為這位穆斯林服務期間,拿那克感覺到一種狂喜興奮,他覺得那是神的啟示。在拿那克生平的傳說中,據說他去河邊進行沐浴淨禮(ablutions),在專注淨禮的過程中,他的身體被傳送到了樂園(Paradise)之門。然後,「(神)下達命令,給了他一高腳杯的長生仙露(amrita)(生命之水)。命令是,『這高腳杯的長生仙露是奉我名字的,你喝下它。』然後,上師拿那克行了禮,喝下了這高腳杯。主(Sahib)大發慈悲,(說,)『拿那克,我與你同在,我使你福樂,無論誰取你的名字,我都會使他們福樂。你去吧,重複我的名,讓其他人也重複我的名。遠離塵世(World)的污染。繼續(堅定不移地)奉行我的名號,施捨、淨禮、服務,以及紀念(我)。我已將我自己的名賜給你:你要做這項工作。』」(33頁)這裡我們看到了與蘇非派非常相似的觀念,蘇非派也非常強調重複真主的名字(他們稱之為「贊念」(ZIKR)【q.v.】),強調宗教淨禮【WAZU,q.v.】,強調冥想神的合一【WAHDANIYAH,q.v.】。拿那克剛從神遊象外中恢復過來,就定下了關於他未來信仰體系的基調,說出了以下的名言,「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第36頁)《生平故事》接著說,「人們去找可汗(Khan)(他的前雇主),說,聖人拿那克在說,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可汗回應說:『不要在意他的說法,他是個苦行者。』坐在附近的一個任官(Qazi)【Qazi的名字來源於『qadi』一詞,意思是『法官』(judge),按慣例擔任穆斯林團體中的宗教領袖或伊瑪目】說:『可汗啊!他竟然說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真是令人吃驚。』然後可汗讓一個隨從去叫拿那克,但上師拿那克說,『我與可汗有什麼關係?』然後人們說:『這個蠢貨癲狂了。』…然後聖人(拿那克)沉默不語。當他說什麼時,他只重複了這樣一句話:『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任官接著說:『可汗,他說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是對的嗎?』然後可汗說:『去,把他叫來。』隨從去了,說:先生,可汗傳叫(你),可汗說:『看在神的份上,給我一個面談的機會【旁遮普語,aj bara Khuda,i de tani=波斯語,az barai Khuda】,我想見你。』上師拿那克起身走去,說:『現在我主(Sahib)召見我,我要去了。』他把杖掛在脖子上就走了。可汗說:『拿那克,看在神的份上,把你脖子上的杖拿下來,束起你的腰,你是個好苦行者。』於是,上師拿那克從(他的)脖子上取下了杖,束起了腰。可汗說:『拿那克啊,像你這樣的管家成為苦行者,對我來說是一種不幸。』然後,可汗讓上師拿那克坐在自己身邊,說:『任官,如果你想問什麼,現在就問吧;否則,這個人再也不會說一句話了。』任官變得友好起來,微笑著說:『拿那克,你說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是什麼意思?』拿那克回應說:『被稱為穆斯林是很困難的;當一個人(成為穆斯林)時,他就可以被稱為穆斯林。首先,他使宗教(din)變得愉快,他要清除穆斯林的財富。以這種方式在宗教上變得堅定之後,終結了死與生的迴圈。』(印度廳文庫手稿,2484號,84頁)當拿那克說出這節經文時,任官十分驚訝。可汗說:『任官啊,對他的質問難道不是一個錯誤嗎?』下午祈禱(prayer)的時間到了。所有人都起身去(清真寺)祈禱,聖人(拿那克)也和他們一起去了。」隨後,拿那克通過讀取任官的思想,展示了他的超自然力量。「然後,任官來到他面前,拜倒在他腳下,驚呼道:『妙哉,妙哉!真主的恩惠就在這人身上。』然後,任官相信了;而拿那克則說出了這樣的詩句:『一個(真正的)穆斯林清除自我;(他擁有)真誠、忍耐、純潔的言語』;豎立的(東西)他不惱怒;躺著的(死的)東西他不吃。『拿那克啊!那等的穆斯林會去天堂(bihisiht)。』當聖人說出這句詩時,賽義德人、族長之子、任官、穆夫提(Mufti)【伊斯蘭教法權威】、可汗、首領和領袖們都驚呆了。可汗說:『任官拿那克已經找到了真理;額外的提問都是錯誤。』聖人所望之處,所有人都向他致敬。聖人吟誦了幾句詩,可汗走過來,拜倒在他腳下。然後,人們,包括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開始對可汗說,胡達神(Khuda)在通過拿那克說話。」(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第36—4l頁)

上述軼事摘自印度廳文庫手稿,第1728號;但目前在旁遮普流傳的常見的《生平故事》記載略有不同,其中說,當可汗責備拿那克在差人叫他前來時,他沒有來見面,拿那克回應說:「聽著,長官啊,當我是你的僕人時,我來到你跟前見面;現在我不是你的僕人了;現在我成了胡達神(Khuda)的僕人。」長官說,「先生,(如果)你成了這樣的人,那就跟我來祈禱吧(niwaj=nimaz,參見祈禱(PRAYER))。」這是星期五,拿那克說:「去吧,先生。」長官帶著任官和拿那克,還有一大群人,來到賈米清真寺(Jami' Masjid),站在那裡。所有走進清真寺的人都開始說,「今天拿那克加入了這個教派。」蘇爾坦普爾受人尊敬的印度教信徒中發生了騷亂;賈拉姆(Jairam)非常悲痛,回到了家中。拿那克察覺她的丈夫垂頭喪氣回到家,便站起來說,「你今天為什麼如此悲傷?」賈拉姆回應說:「帕拉米蘇爾(Paramesur)的僕人啊,聽我說,你的兄弟拿那克做了什麼?他和長官一起去了賈米清真寺祈禱,城裡的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都在喧嘩,說拿那克今天成了一個土耳其人(Turk)(穆斯林)。」(印度廳文庫手稿,第2865號,第89頁)

從上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拿那克的直接繼承者認為他非常接近伊斯蘭;考慮到所給出的摘錄內容,出自幾乎同時代的特徵的記載,而且宗教本身也包含大量確鑿證據,我們幾乎不會懷疑他們對此事看法的準確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一杯長生仙露(amrita)」(不朽)被認為是啟示(inspiration)的象徵;正如哈菲茲感歎道,「哈菲茲啊,你是否在尋找永生之水?」同樣這位詩人表達自己狂喜的方式,幾乎是依照在樂園門口接待拿那克的方式,一模一樣。他說,「然後他將一個杯子放到我的手裡,杯子裡閃爍著天堂(Heaven)的光輝,如此絢麗,以至於祖赫拉(Zuhrah)跳起了舞,彈琵琶的人驚呼,『喝!』」提到的杖(muttaka)也是苦行者的杖,信徒在冥想時就用它來支撐自己。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當拿那克說自己是神的僕人時,他使用的是「胡達」(Khuda)一詞,這是一個波斯語的穆斯林術語,但當他的妹夫賈拉姆說到神時,他使用的是印度語「帕拉米蘇爾」(Paramesur)。我們還會注意到,拿那克的邏輯思維和虔誠影響了穆斯林,他對穆斯林如此偏愛,以至於公開陪同他們去清真寺,從而使他的印度教徒鄰居和朋友相信他真的皈依了伊斯蘭信仰。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表達方式當然是著重反復強調「沒有印度教信徒,也沒有穆斯林。」這只能說明,拿那克的既定意圖是通過建立第三種信仰取代這兩種信仰的方式來消除這兩種信仰形式之間的差異。

拿那克從前的雇主因為拿那克在前面所表現出的智慧而成為他的忠實仰慕者。在此之後,拿那克開始了傳教之旅;值得注意的是,他去拜訪並使之皈依的第一個人是謝赫•薩詹(Shaikh Sajan),他表現出自己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隨後,拿那克前往巴尼伯德(Panipat),某個名叫謝赫•塔提哈爾(Shaikh Tatihar)的人遇見了他,並用穆斯林式的問候語與他主動交談,「明師(darvesh)啊,願你平安!(Salam-'aleka Darves)」對此,拿那克立即回應說:「聖徒(Pir)【蘇菲派大師的頭銜】的僕人啊,願你平安!(aleka us-salamu,ho Pir ke dasta-pes)」(印度廳文庫手稿,第1728號,第48頁)在這裡,我們發現拿那克既接受了穆斯林的稱呼,也給予了穆斯林的稱呼;同時還承認他是公認的明師(darvesh)。這裡給出了阿拉伯語稱呼的旁遮普語形式,以免人們以為這些詞語的獨有特性是翻譯造成的。然後,弟子叫來了他的師父,聖徒謝赫•謝拉夫(Pir Shaikh Sharaf),謝赫•謝拉夫重複了問候平安的稱呼語,並在長時間的交談後承認了拿那克的神聖使命,親吻了他的手和腳,然後離開了他。(52頁)在這位聖徒離開後,上師拿那克繼續漫步行至德里(Delhi),在那裡他被介紹給蘇丹(Sultan)【伊斯蘭國家統治者的稱號】易卜拉欣•洛迪(Ibrahim Lodi),後者也稱他為明師。之前的對話和行為喚起了拿那克的隨從瑪律達納(Mardana)的好奇心,他驚訝地問:「那麼神是一位嗎?」拿那克堅定地回應道:「胡達神(Khuda)是一位。」(55頁)他的目的是讓瑪律達納相信穆斯林的神和印度教的神之間沒有區別。

據說拿那克隨後前往聖城貝拿勒斯(Benares),在那裡他遇到了一位名叫薩特魯達斯(Satrudas)的梵學家(Pandit)。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56頁)說,「他來到拿那克面前,喊道:『羅摩!羅摩!』(Ram)【印度教的大神,類似『天啊!天啊!』】看到他(拿那克)的裝扮(bhekhu),他坐了下來,對他說,『虔誠聖徒(bhagat)啊,你沒有儀式谷物(gram);沒有聖羅勒(tulsi)項圈;沒有念珠;沒有白泥的蒂卡(tika)【印度人點在額頭的儀式】,你卻自稱是虔誠信徒。你遵行了什麼虔誠?』」換句話說,這位梵學家要挑戰他的虔誠,因為他身上沒有任何印度教信徒的標記。拿那克解釋了他的特殊立場和觀點,據說這位印度教梵學家因此轉向了他自己的思想。這則軼事還表明,拿那克的直接繼承者意識到,他們偉大的上師處於伊斯蘭和印度教之間的斡旋(Intermediate)位置;因為我們看到,他一方面要讓穆斯林皈依,另一方面又要讓印度教信徒皈依。據說在對印度教進行了這一全力抨擊之後,拿那克又皈依了一些印度教苦行僧(Jogis)、卡特里種姓(Khattris)、騙子(Thags)、亡靈法師(necromancers)、女巫(witches),甚至是人格化的鬥爭週期(Kaliyug),即當今世界的時代。這些對虛構的印度教信徒的征服顯然頗有寓意,但這清楚地表明了拿那克的教義與正統印度教的教義之間的區別得到廣泛認可和接受。

毫無疑問,拿那克找到的最重要的夥伴是謝赫•法里德(Shaikh Farid)。他是一位著名的穆斯林聖徒,也是一位恪守教規的蘇非派信徒,他的虔誠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並形成了他自己的學派,有了自己的信徒。謝赫•法里德在他的時代一定聲名顯赫,因為在旁遮普至今還能找到他的專有弟子,他們都以謝赫•法里德的苦行者(faqir)之名行事。這位恪守教規的穆斯林成為了拿那克的密友和夥伴;如果其他所有傳統故事都失傳了,僅憑這一點就足以確立早期錫克教的兼收並蓄的特徵。這些名人的第一次問候已經足夠重要了,謝赫•法里德喊道:「真主啊,真主啊,明師啊,」拿那克回應道:「真主是我努力的目標,法里德啊!來吧,謝赫•法里德,真主,真主(只)在我的目標之上。」起初的原文是「Allah,Farid,juhdi; hamesa au,Sekh Farid,juhdi Allah Allah」(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86頁)。阿拉伯語juhdi一詞的使用暗示了他尋找真主的目的之強烈;整個短語帶有強烈的穆斯林色彩。

這兩個傑出的人之間立刻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在接下來的十二年裡,謝赫•法里德一直陪伴著拿那克四處流浪。印度教和伊斯蘭之間的妥協意圖不僅體現在這一友誼上,還體現在一個重要的情況上,《本初經》本身收錄了不少於142段由謝赫•法里德創作的詩句。對這些詩句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拿那克促成了兩種宗教的融合。這些詩句帶有明顯的蘇非派色彩,其中包括這樣的話,「青春易逝,我並不懼怕,只要對所愛之人的愛沒有逝去。」以及更尖銳明顯的話,「我滿身罪孽,四處流浪,世人稱我為明師。」而在這些堅定信奉伊斯蘭的宣言之間,還有一句引人注目的印度教詩句:「就像金屬在火中得到淨化一樣,對訶利(Hari)【毗濕奴的別名】的敬畏也能去除愚蠢的污穢。」一位真正蘇非派信徒的創作被收錄到錫克教典籍中,而且其中包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思想的明顯融合,這一事實就是確鑿的證據,證明拿那克及其之後的直接繼承者認為這種融合並無不妥之處。

拿那克和他的友人謝赫•法里德開始結伴旅行時,據說他們到達了一個叫比西阿(Bisiar)的地方,在那裡,他們一離開,人們就在他們站過的每一個地方撒上牛糞(印度廳文庫手稿,第1728號,第94頁)。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正統的印度教信徒認為拿那克和他的同伴拜訪過的每個地方都被污染了。如果拿那克的宗教信仰仍然是印度教,就不可能會有這樣的說法出現。

據說拿那克在他的下一段旅行中拜訪了帕坦(Patan),在那裡他遇到了謝赫•易卜拉欣(Shaikh Ibrahim),後者以穆斯林的身份向他致敬,並與他就神的合一進行了交談。拿那克用以下公開的蘇非派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你自己是木板,你是筆,你也是上面的文字。拿那克啊,為什麼要把那一位稱為第二者呢?」(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117頁)聖徒要求解釋這些話中的經文,「你說,『只有那一位,為什麼還有第二位?』但有一位主(Sahib)和兩個傳統故事。我應該接受哪個,拒絕哪個?你說:『唯一的那位,只有他是唯一的,』但印度教信徒卻說(他們的)信仰是確定的;穆斯林卻說只有(他們的)信仰才是確定的。告訴我,哪一個是真理,哪一個是謬誤?」拿那克回應說:「只有一個主(Sahib),只有一個傳統故事。」(第119頁)這則軼事進一步說明了拿那克的直接追隨者賦予拿那克兩種宗教之間的斡旋地位。

上述事件發生後不久,拿那克被巴巴爾皇帝(Emperor Babar)捕獲成為俘虜,巴巴爾皇帝似乎被上師的虔誠所吸引,對他表示了一些關注。年代史編者告訴我們,「所有的人,無論是印度教信徒還是穆斯林,都開始(對拿那克)行禮。」(第137頁)獲釋後,拿那克建議開展傳教工作,並被描述為遇到了一個名叫米揚•米塔(Miyan Mitha)的穆斯林,他向米揚•米塔請教了清真言(Kalimah)【參見KALIMAH】或穆斯林的信仰告白(143頁);這導致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拿那克在談話中強調了蘇非派的神的合一教義。在這段對話中,拿那克說:「古蘭經應該被實踐。」(144頁)他還承認,「正義就是古蘭經。」(148頁)當米揚問他那位偉大的名字是什麼時,拿那克把他拉到一邊,在他耳邊輕聲說:「真主(Allah)【神】。」這個偉大的名字剛一出口,米揚•米塔就被燒成了灰燼;但一個天籟之音再次說出「真主!」米揚又重獲新生,並拜倒在拿那克的腳下。(第147頁)

隨後,拿那克又繼續皈依了一些耆那信徒(Jains)【信仰耆那教的人,一種源於印度的古老宗教,強調非暴力、尊重所有生命、修行和靈性成長】,甚至還皈依了一個羅刹(Rakshasas)【印度神話中食人肉的惡鬼】,或者說印度教惡魔;接下來,他又去了木爾坦(Multan),在那裡皈依了著名的聖徒,馬克杜姆•巴哈丁(Maakdum Bahau-d-Din)。在喀什米爾(Kashmir),他遇到了一位印度教梵學家,梵學家認出他是一位娑度(sadhu)【印度教聖人,尤指離群索居的隱士(苦行僧)】,即有德行的人,但問他為什麼拋棄種姓習俗,為什麼穿皮衣,吃肉和魚。梵學家的顧慮得到了解答,於是他拋棄了偶像,成為拿那克教義的忠實信徒。這則軼事再次為我們提供了明顯的證據,證明拿那克在伊斯蘭和印度教之間採取了斡旋立場,並試圖將兩者納入到一個共同的體系。

與這一推論完全吻合的是拿那克去麥加(Mekkah)朝聖的傳統故事。在關於拿那克生平的所有描述中,尤其是他對聖地的訪問細節都有完整的描述,盡管特魯姆普博士合理地得出結論,整個故事都是捏造的故事,但僅僅這種虛構傳說本身就足以證明,那些對拿那克最熟悉了解的人認為他與伊斯蘭的關係足夠密切,足以讓人相信拿那克在麥加傳教時曾去朝聖。拿那克說,「雖然他們是男人,但他們就像女人一樣,不遵守聖行(Sunnat)、神諭(Divine commandment)和書本(即古蘭經)的命令。」(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212頁)他還承認穆罕默德(Muhammad)的說情,譴責飲用印度大麻(bhang)等行為,承認地獄的存在、對惡人的懲罰和人類的復活;事實上,這裡記載歸功於拿那克的話包含了對伊斯蘭的全部聲明。當然,這些信條是由故事的敘述者提出的,只是為了說明拿那克的追隨者認為他的思想可能到了什麼程度。

接下來講述了一件奇事,大意是木爾坦的聖徒馬赫杜姆•巴哈烏丁(Makhdum Baha' u 'd-Din)感到自己的臨終之時即將到來,便對他的弟子們說,「朋友們啊,從這個時候起,沒有人的信仰會保持堅定;所有人都會變得沒有信仰(be-iman)。」他的弟子們請求解釋,而他的回應則是一個玄妙深奧的說法:「朋友們啊,當一個印度教信徒來到天堂(bihisht)時,樂園將充滿『光明』(ujala)。」對於這個奇怪的說法,他的弟子們回應說:「有學問的人說,天堂不是為印度教信徒準備的;你說的這是什麼意思?」(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224頁)聖徒告訴他們,他是在暗指拿那克;並派了一個弟子去問拿那克,他是否也收到了自己即將死亡的消息。

在這則軼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穆斯林異乎尋常地承認,拿那克將成功地瓦解伊斯蘭的信仰。正是因為一個印度教信徒征服了樂園,證明了他有權在穆罕默德的樂園裡佔有一席之地,因此,那些當時信仰先知的人會對他的教導失去信心。這裡使用的詞語也很有用;因為聖徒(Pir)的意思是穆斯林將成為「沒有信仰」(be-iman),這是阿拉伯語中專門適用於伊斯蘭「信仰」的術語;「天堂」(Heaven)在旁遮普故事中被稱為「bhisat」,即「bihisht」,也就是穆斯林的樂園(Paradise)【見PARADISE】;因為如果是要意指印度教的樂園,就會使用諸如swarg或paralok,或Brahmalok這樣的詞。

這位啟蒙導師生命中的最後一個事件,完全吻合他之前的生涯。拿那克來到拉維河畔,按照印度教的習俗,他要死在一條天然水流旁邊。據明確記載,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都陪伴著他。然後,他坐在一棵沙里布樹(Sarib tree)下面,他的信徒(Sanqat)會眾站在他的周圍。他的兒子們問他他們各人的地位如何,他告訴他們要服從他任命作為他的繼承者的上師安加德(Angad)。他們不能僅憑血脈關係而繼承任何權力或高貴地位;不承認任何世襲特權;相反,他坦率地告訴兒子們要把自己視為「無足輕重的人」(non-entities)。這句話的意思是,「兒子們,即使是上師的狗也無需擔心渴望;食物和衣服會很豐盛;如果你們喃喃自語『上師!上師!』(你們的)生活就會得到(適當的)調整。」(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第238頁)隨後,這個軼事以下面這種引人注目的方式繼續:「堅定信奉真主之名的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都開始(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穆斯林說,『我們要土葬(他)。』印度教信徒說,『我們要火葬(他)。』然後,聖人說,『把花放在兩邊;右邊是印度教信徒的花,左邊是穆斯林的花,(好讓我們知道)誰的花明天會繼續繁茂。如果印度教信徒的花繼續繁茂,就土葬(我)。』聖人命令會眾重複(對神的)讚美;會眾開始相應地重複讚美。【誦讀了幾句詩後,】他躺下了。當(蓋住他全身的)布罩被掀起來時,(布罩下面)什麼也沒有:(兩邊)花朵依然繁茂。印度教信徒拿走了他們的花,穆斯林也拿走了他們的花。整個會眾都拜倒在地。」(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第239、240頁)

在這一傳統故事中,印度教和伊斯蘭的混合顯而易見。它顯然是為了總結拿那克的一生和他的教導宗旨。他並沒有被描述成一個棄兒和失敗者;另一方面,他的目的被認為已經完全實現。他的偉大勝利是為伊斯蘭和印度教建立了共同的宗教真理基礎;他以如此靈巧的方式實現了這一目標,以至於在他去世時,沒有人知道他更傾向於印度教還是伊斯蘭。他的朋友們站在他身邊,在最後一刻都不知道該把他的遺體當作穆斯林的遺體還是印度教的遺體來處理。拿那克被描述為對這件事的態度是,「這件事永遠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屍體最後奇跡般地消失,顯然是為了表達這樣的想法,拿那克既不屬於一方,也不屬於另一方;而雙方花朵的繁茂和蓬勃,則傳達了這樣一個資訊,他希望雙方和諧共處,團結起來。這段生平的敘述者顯然希望他的歷史能夠證實他在書的開頭所記錄的預言聲明(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號,7頁),在拿那克出生時,印度教信徒說:「某個『本尊』(Devata)的顯靈已經誕生了。」而穆斯林說:「某個胡達神(Khuda)的聖人(sadiq)誕生了。」

拿那克在宗教界的真實地位之所以不確定,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生來就是印度教信徒,而且必然是在這種信仰形式下長大的。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除了用他的母語創作同時代形式的詩句外,沒有理由認為他既能讀書,也能寫作,或者表現出任何其他文學成就。拿那克的第四位繼承者上師阿爾瓊似乎是第一位會讀會寫的兄弟會(fraternity)首領。拿那克早年與印度教結緣的必然結果是,他一生的所有思想實質上都是印度教的,他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也是印度教的,他的示例說明來自印度教起源,他的體系也是以印度教範本為基礎的。必須牢記的是,拿那克從未公開脫離印度教界限,也從未考慮過這樣做。因此,在《米揚•米塔故事》(Sakhi of Miyan Mitha)中記載,在拿那克生命即將結束時,一個名叫沙阿•阿德布•拉赫曼(Shah 'Adbu 'r-Rahman)的穆斯林承認他從拿那克的老師那裡獲得了巨大的好處,並將他的朋友米揚•米塔送到上師那裡,以便他也能獲得類似的好處。「米揚•米塔說,『他叫什麼名字?他是印度教信徒,還是穆斯林?』沙阿•阿德布•拉赫曼回應說,『他是印度教信徒,名叫拿那克。』」—(《Sikhan de Raj di Vithia》,第258頁)他摒棄了種姓差別,沉重打擊了印度教;在這一點上毋庸置疑,因為《本初經》中保留了他的原話:「你(主啊)承認光(照在人身上的神性之光),不問種姓。在另一個世界,沒有種姓。」—(《本初經譯本》,第494頁)根據這一觀點,拿那克允許所有種姓的人加入他的兄弟會;常常陪伴他左右的人被稱為賽義德人(Saiyids)和錫克教信徒(Sikhs),即伊斯蘭弟子和印度教弟子。錫克教信徒曾在靈魂誦念(Jap-Ji)的第21節詩文中指出,他們的宗教具有斡旋特徵,「梵學家不知道那個時代,盡管它寫在一本往世書(Purana)【印度關於創世,神,萬物進化等18篇史詩中任何一篇(宇宙古史)】中;任官不知道那個時代,盡管它寫在古蘭經中。」印度教學者在《本初經》中被告知,他們因妄想而錯失了宗教的真諦。「梵學家讀了又讀,解釋了又解釋吠陀本集,(但)虛妄(Maya)(妄想的化身)的癡迷哄騙他沉沉睡去。由於雙重影響,訶利(Hari)(即神)的名字被『遺忘』了。」(《本初經譯本》,第117頁)拿那克以同樣的方式對穆斯林說:

「你必將死去,毛拉(Mulla)啊!你必將死去!保持對造物主的敬畏!如果你知道胡達神(Khuda)的名字,那麼你就是毛拉,你就是任官。無論誰,即使學識淵博,也不會留存,他會匆匆離去。他是一個拋棄自我的任官,那唯一之名是他的依託。他現在常存,將來也常存,他不會被毀滅,他是真正的造物主。他祈禱五次(niwaj gujarhi),他閱讀古蘭經。」(《本初經譯本》,第37頁)

拿那克似乎並不拘泥於他所認作神祇的名號究竟為何;他更關心的是讓他的同伴們正確理解這神祇是什麼樣的。訶利(Hari)、羅摩(Ram)、戈文德(Govind)、梵天(Brahma)、帕拉米蘇爾(Parameswar)、胡達(Khuda)、真主(Allah)等名字被隨意使用,甚至在同一首詩中被混用。在《本初經》中,最常見的神的名字當然是訶利(Hari);但這似乎並沒有讓拿那克的穆斯林朋友感到震驚。因此,在一首詩中,訶利被稱為「看不見、摸不著、無窮無盡」,我們看到,「聖徒、先知、尋道者(saliks)、聖人、殉道者、族長、毛拉和明師;巨大的祝福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不斷誦讀他的救贖。」(《本初經譯本》,第75頁)

毫無疑問,拿那克教導的重點是神的合一(Unity of God)。他堅決反對將任何其他實體與絕對的至高者聯繫在一起。這種崇高的神性威嚴(Divine Majesty)思想使拿那克能夠在面對印度教的眾多神祇時淡然處之。對拿那克這樣心智的人來說,認真爭論一類生命的屬性、能力或管轄範圍純粹是浪費時間,因為他們都從屬於一個偉大、全能和不可理解的統治者。他沒有對印度教的眾神進行任何公開的攻擊,卻使整個神祇群靈消沉到類似於現代基督教中天使的狀態;眾神的實體和活動可能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但與神性威嚴的中心思想相比,眾神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在拿那克看來,唯一的神(可以補充說,在所有蘇非派看來)是形式多樣性的造物主,而不是無中生有的物質造物主。「現象世界是神祇的顯現,之所以存在各自有別(severalty)的思想,純粹是由於欺騙。」在《本初經》中,我們讀到:

「萬因之因皆是造物主。在祂的手中是秩序和反映。祂目之所及,則變化成就。祂本身就是主。凡被造的,都(是)按照祂自己的旨意。祂遠離一切,又與一切同在。祂理解、洞察、辨別一切。祂本身是唯一,阿塔本身是眾多。祂不死也不滅,祂不來也不去。拿那克說:祂總是(在一切之中)泰然自若。」(《本初經譯本》,第400頁)

雖然有這樣的構想,至高唯一(Supreme One)包含靈性和物質,因而至高唯一就是本體,盡管如此,人們說祂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於祂所創造的生物,被賦予了道德和智慧的特性。因此,我們在《本初經》中看到:

「宇宙是誰的身體,祂不在其中,造物主不在其中。誰在組合(萬物),祂總是超然物外,是什麼可將祂蘊藏其中?」(《本初經譯本》,第414頁)

人的靈魂被認為是來自神性之光的一縷光線;因此,人的靈魂在其自然狀態下應該是無罪的,必然是這樣的。所謂的虛妄(Maya)或妄想(Delusion)的運轉,解釋了人類身上顯而易見的不純(impurity)的原因;正是這種虛妄使人陷入自我中心(egotism)和二元對立(duality),也就是陷入自我意識或自高自大,並認為可以脫離神性而存在。這種妄想阻礙了純淨的靈魂從物質中將自身解脫出來,因此,靈性在漫長的生死輪回中從一個物質組合轉到另一個物質組合,直到妄想被消除,不受束縛的光線回到它最初發出的神聖之光。由此可見,相信靈魂轉生(metempsychosis)是泛神論的必要補充,也是印度教信徒、佛教徒和蘇非派信徒的基本信條。

與佛教一樣,錫克教的主要造詣目標不是去往樂園,而是個人生存的徹底終結。要做到從轉世輪回(transmigration)中解脫出來,方法是完美地認識到自己與至高者一致。當靈魂完全認識到,真言中所總結的「我即是他」(so’ham),也就是說,「我與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那個合而為一,」那麼就能從實體的束縛中解脫。拿那克在《本初經》中親自宣佈了這一點,他說:

「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是誰,真如『我即是他』,他便相信秘傳的奧義。如果弟子(果魯穆奇語)(Gur-mukhi)認識了自己,他還能做什麼或引發什麼?」—(印度廳文庫手稿,2484號,63頁)

上面給出的早期錫克教的原則顯然過於深奧,不為大眾所接受;因此,我們發現泛神論的絕對實體(Absolute Substance)思想逐漸轉變為更容易理解的一種有自我意識的至高存在、宇宙的造物主和管理者的思想。在這裡,特魯姆普博士自己也承認伊斯蘭的影響,他說:「想必極有可能的是,伊斯蘭在默默地促成這些變化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些變化直接違背上師的教導。」(《本初經譯本》導讀,第112頁)然而,拿那克的教導非常實用。他的追隨者們每天都會在靈魂誦念中被提醒:「沒有美德的實踐,就不會有崇拜。」

在前面所有的敘述中,我們嚴格地將話題局限於早期錫克教與穆斯林宗教之間維繫的密切關係。不過,有必要提及的一點是,某些倖存的佛教遺跡對錫克教創始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如果對主題的這部分內容進行全面研究,將超出本文的範圍。這足以說明,佛教在北印度其他地區消失很久之後,仍在旁遮普佔有一席之地,而且該地區不斷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物證明,心地善良的佛陀(Buddha)的信條影響廣泛而持久。這種對早期錫克教影響的跡象表現在:錫克教不分種姓、尊重動物生命、接受某種特殊形式的靈魂轉生、重視冥想、慷慨善行、對上師身份的尊敬(就像佛教對寶座的崇拜一樣)、拿那克對睡蓮(lotos)的尊敬、他的傳教之旅以及上師和他的信眾(Sangat)之間維繫的奇妙聯合。在由優秀學者酋長阿塔爾•辛格(Sirdar Atar Singh)通過果魯穆奇語(Gurmukhi)【印度錫克教信徒為他們的神聖文學發明的書寫系統】原著翻譯的《上師得格巴哈都爾遊記》(Travels of Guru Tegh Bahadur)中,我們發現了以下引人注目的句子:「上師和他的信眾就像布匹上縱橫交織的紗線,他們之間別無二致。」(第37頁)在《本初經》中,上師阿爾瓊有一首完整的神學詩(Sukhmani)【以虔誠的詩歌形式表達的錫克教主要教義的神學陳述】,或詩歌,全篇都在講述「虔誠社群」(the society of the pious)的好處,但在這裡使用的術語是sadh kai sang(印度廳文庫手稿,2484號,134頁)。除了那些相似之處,在早期錫克教中還發現了一種對樹木的奇特崇拜,人們有時會向樹木供奉祭品,這一點可以參閱剛剛引用的《上師得格巴哈都爾遊記》第67、70和83頁。與佛陀死於一顆娑羅雙樹(Sal tree)下的傳統故事完全一致,我們看到拿那克特意在一顆沙里布樹(Sarib tree)下嚥下最後一口氣。任何熟悉佛教的人都會很容易發現上述引人注目的巧合;但其中最勿庸置疑的是,佛教積極灌輸的觀點與佛教的最高教義—涅槃(Nirvana)本身—是一致的。以下是特魯姆普博士關於這個話題的論述:

「如果對錫克教上師關於至高者的信條的泛神論性質有任何懷疑的話,那麼他們的涅槃(Nirban)教義就能化解這種懷疑。在沒有教導或信仰個人化(人格化)的神的地方,人不可能渴望與神進行最終的個人交流,他的目標只能是融入絕對實體,即個體的消亡。因此,我們在《本初經》中找不到關於未來生活的喜悅的典故,因為天堂或樂園雖然應該存在,但並不被視為理想的目標。靈魂的不朽只是在轉世輪回教義需要時才被教導,但當靈魂達到其最高目標時,它就不再被提及,因為它不再作為個體靈魂而存在。」

「眾所周知,涅槃是佛陀在佈道時向窮人堅持提出的宏偉目標。從無神論者的角度來看,他別無所求;在他看來,個人的存在,以及與之伴隨的、無法有相對應的快樂來抵消的人生罪惡,必然是最大的壞事。因此,他的全部目標就是通過對快樂和痛苦採取克制冷漠的態度來抵消這種存在的煩惱和痛苦,並阻止個人意識,以最大限度來抑制,以便在死亡的時刻擺脫可怕的轉世輪回,即使在他的無神論的基礎上,他也不敢冒險去拒絕轉世輪回。因此,佛教與錫克教一樣,實際上只是無限制的悲觀主義(Pessimism),除了期許毀滅(帶來慰藉)之外,無法給人類帶來任何慰藉。」

「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被逐出了印度,但死灰復燃的婆羅門教(Brahmanism)及其混亂的跨越宇宙的傳奇故事和往世書(Puranas)(宇宙古史)中華麗的神話同樣無法滿足善於思考、思維敏捷的人的需要。因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最高目標—涅槃—很快又重新出現在中世紀改革運動的流行教義中,如南迪夫(Namdev)、特里羅漢(Triloehan)、卡比爾(Kabir)、拉夫達斯(Ravdas)等人,在這些人之後,拿那克也繼承他們的做法,像佛陀在他的時代所承諾的那樣,自告奮勇地指明通往涅槃的道路,並找到了熱心的聽眾;區別只在於這些虔誠聖徒(Bhagats)為達到預期目的而提出的手段。」(《本初經譯本》導讀,第106頁)

這就是上師拿那克創立的錫克教。它以印度教為基礎,經過佛教的修改,又被蘇非派注入了新的活力。似乎有大量證據表明,拿那克認真努力地調和印度教與伊斯蘭,強烈堅持雙方都能認同的信條,並將分歧點置於次要地位。不可否認的是,拿那克在世時的確實現了大量的和解,並在身後留下了一套旨在將善舉發揚光大的體系。至於是什麼情況導致了整個計畫的逆轉,並在穆斯林和錫克教信徒之間造成了最致命的世仇,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我們只需知道,這一過程是漸進的,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不斷背離錫克教創始人教義的原因。

錫克教信徒承認十位上師,他們的名字和逝世年份見下表:—

名字

逝世年份,公元

上師聖職年限

上師拿那克(Guru Nanak)

1538

34

上師安加德(Guru Angad)

1552

14

上師阿瑪爾達斯(Guru Amar-Das)

1574

22

上師拉姆達斯(Guru Ram-Das)

1581

7

上師阿爾瓊(Guru Arjun)

1606

25

上師哈爾戈文德(Guru Har-Govind)

1638

32

上師哈爾拉伊(Guru Har-Ra'i)

1660

22

上師哈爾基尚(Guru Har-Kisan)

1664

4

上師得格巴哈都爾(Guru Tegh-Bahadur)

1675

11

上師戈文德•辛格(Guru Govind Singh)

1708

33

由此可見,錫克教兄弟會一直處於具人格的上師的指導之下,從公元1504年拿那克受到靈性激勵並誕生新教派開始,一直到公元1708年,共經歷了204年的時間。在上師戈文德•辛格(Govind Singh)去世後,《本初經》本身被認為是永遠存在的不具人格的指導。

拿那克的第一位繼承者因其對事業的虔誠奉獻而被任命。據說在拿那克訪問麥加後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拉哈納(Lahana)的信徒,拉哈納的信仰和誠意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相較於他的任何一個兒子,拿那克更傾向於任命他為新教派領導地位的繼承者。他的名字也從拉哈納改為安加德(Angad)(=anga-da,「獻身」(body-giving)),這暗指著他願意為神的事業獻出自己的身體。他貧窮無知,靠做繩索維持生計。據說他從長期伴隨創始人左右的巴伊•巴拉(Bhai Bala)那裡聽說了拿那克的全部生平。相傳他勤勉認真地諄諄教導拿那克給錫克教信徒的所有忠告。(《Sikhan de Raj di Vithia》,19頁)與他的前輩創始人一樣,他也指定了一位有獻身精神的僕人作為自己的繼承者;雖然他有兒子,他也可以指定他們。

第三位上師阿瑪爾達斯(Amar-Das)是一個率直純樸、沒惡意的人,和他的兩位前輩一樣未受教育。盡管如此,他還是創作了幾首詩歌,收錄在《本初經》中。正是在他的時期,我們聽到了錫克教信徒和穆罕默德信徒之間的最開始的分歧。阿瑪爾達斯性格溫和,不適合在個性固執的旁遮普人中擔任裁決者的角色;因此,當發生分歧時,他根本無法解決。據傳,阿瑪爾達斯全心全意地專注於侍奉帕拉米蘇爾(Paramesur)(神)。(《Sikhan De Raj Di Vithia》,25頁)這個詞的使用表明他明顯傾向於錫克教中的印度教一邊;我們可以推測,更貼近伊斯蘭的堅定信徒會對這種傾向表示怨恨;因為我們發現穆斯林開始通過一些微不足道的攻擊性行為來惹惱上師的弟子。弟子們問他們的上師該怎麼辦,上師提出了各種臨時性的權宜之計,這只會讓攻擊者更加膽大妄為。當弟子們再次向他求助時,他希望弟子們能夠忍受不公平的行為,因為順從比怨恨侮辱更值得讚揚。這位上師軟弱的行為給他的繼承者留下了敵意惡名,阿瑪爾達斯提名他的女婿作為他的繼承者;這一範例開啟了後來上師聖職(Guru-ship)世襲的先河。

拉姆達斯(Ram-Das)是個窮小子,靠賣煮熟的谷物維持微薄的生計。他被引入阿瑪爾達斯的家裡,娶了他的女兒。他受過基本的教育,為人平和,沒有攻擊性。在獲得上師聖職後,他開始勤勉地招收弟子,並以自願供奉的形式從弟子們那裡收取大量捐獻。這些財富使他在信仰上超越了他的兄弟們,並賦予了他王室地位的要素。他修復了一座風格華麗的古老蓄水池,用於宗教淨禮,並將其命名為長生仙露池(Amritsar),或生命之水湖。這個蓄水池使錫克教信徒能夠以奢華舒適的方式進行淨禮,因此必然吸引了許多人前來參觀。隨著時間的推移,蓄水池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城鎮,其重要性也逐漸增加,現在已成為旁遮普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因為該地具有高貴地位以及財富增長,極大可能喚醒了這個國家的伊斯蘭統治者的憂慮;而逐漸淪為普遍的印度教又加劇了這種感覺。很明顯,曾經拼命戰鬥推翻古代印度教王國的穆斯林不可能無動於衷地看待一個印度教的主權國家在他們中間發展起來。拉姆達斯任命自己的兒子為上師聖職的繼承者—這一舉動註定了錫克教信徒在宗教事務上努力妥協的命運;因為每一個穆斯林都感覺到自己作為公民的地位受到了為心懷不滿的印度教信徒建立的集結點的威脅。

上師阿爾瓊(Arjun)是第五位上師,他是一個積極進取、雄心勃勃的人。他捨棄了他所有前輩都穿過的苦行者服飾,將弟子們的自願供奉轉化為一種稅收。這使他的地位提升到更重要的程度,並使他能夠收買人心,這一連串舉動為他增添了更多的高貴,同時也加劇了他的穆斯林鄰居們對他的嫉妒。作為將他的社區團結成一個緊密團體的另一種手段,他將拿那克和其他聖人名流的言論彙集成書,他稱之為《聖典》(Granth)【本初經】,即「書」(the book);並嚴格要求他的追隨者,凡是未載於「書」中的言論都不能當做權威。然而,點燃火炬的導火線卻是對政治事務的明顯干涉,這激起了德里(Delhi)的穆斯林統治者的不滿,有時會導致對上師的逮捕,並最終導致他的死。不清楚是皇帝真的處決了他,還是上師自殺了;但德里的統治者主導了他的死亡,這足以激起錫克教信徒的憤怒,他們急於為上師的死復仇。

哈爾戈文德(Har-Govind)繼承了他父親的上師聖職,並立即開始武裝他的追隨者,殺死了那些親自參與害死已故上師的人。不過,這並不妨礙他憑藉軍事能力為皇帝賈汗季(Jahangir)和皇帝沙賈汗(Shah-Jahan)服務;但他帶來的騷動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他的一生更多是掠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在他擔任上師聖職的領導下,錫克教信徒從苦行者變成了士兵;士兵是從好戰的賈特人(Jat)中自由招募,這些人熱衷於利用任何機會設法進行掠奪。很明顯,這位上師的所作所為一定導致了他與穆斯林當局的頻繁爭鬥,統治者一定覺得這是一個危險的聯盟,由此引發了後來的統治者要努力瓦解這一危險聯盟。

哈爾拉伊(Har-Rai)是前任上師的孫子,被選為繼承者是因為哈爾戈文德不信任他的兒子們適合擔任這一職務。哈爾拉伊為了達拉希克(Dara-Shikoh)【皇帝沙賈汗(Shah-Jahan)最喜愛的兒子】的利益與奧朗則布(Aurangzib)【印度莫臥兒王朝皇帝,1658—1707】作戰,當後者戰敗後,他向皇帝屈服,並被赦免。

哈爾基尚(Har-Kishan)是前者的小兒子。在他短暫的掌權任期內,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他被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ib)召到德里,在那裡患上了天花,並因此病去世。他的去世打破了上師聖職的繼承;因為他太虛弱,無法指定繼承者,只是表示下一任上師將在阿南德布林(Anand-pur)附近的一個村莊巴卡拉(Bakala)找到。

得格巴哈都爾(Tegh-Bahadur)恰好居住在巴卡拉,他是哈爾戈文德的兒子,他的父親選擇跳過了他,反而看中了哈爾拉伊。他生性沉穩善思,並不特別急於在好鬥的錫克教信徒中擔任領袖這一微妙的職位。當時,奧朗則布正處於狂熱的伊斯蘭化時期最火熱時期,因此他尤其熱切地想壓制錫克教信徒的野心計畫。對得格巴哈都爾來說,旁遮普地區似乎受到了太嚴密的保護,因此並不令人愉快,所以此他開始了遍及印度北部的流浪生活。博學的酋長阿塔爾•辛格將他的遊記從旁遮普語翻譯成了英語;對於錫克教歷史的學生來說,這個故事異常有趣。我們從一則軼事中得知,即使在第九任上師的時代,穆斯林也會對錫克教信徒產生某種敬意。有傳說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小幫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去搶劫上師;但在最後一刻,穆斯林感到懊悔,因為他們說,「他無疑是一位先知。」—(《得格巴哈都爾上師遊記》,第24頁)在到達錫瓦拉姆(Sivaram)時,上師遇到一個賽義德人坐下一棵沙里布樹(Sarih tree)下(請注意,這棵樹與拿那克最後咽氣的那棵樹是同一種樹);賽義德人恭敬地向上師行禮,並說:「看到你神聖的面容,我現在真的很幸福。」—《得格巴哈都爾上師遊記》,第46頁)更要注意的是,這種友好社會關係體現在,得格巴哈都爾受到住在帕蒂亞拉(Patiala)附近的穆斯林富紳沙拉夫•丁(Sharafu 'd-Din)的禮貌接待。這位穆斯林給他送去了禮物,然後出門迎接他。他以非常隆重的儀式將他帶到自己的府邸,並在那裡款待了他。書中特別提到,「上師的目光落在一座清真寺上,沙拉夫•丁立刻說,那是真主的殿堂。」—(《得格巴哈都爾上師遊記》,第2頁)盡管虔誠的穆斯林如此恭敬地對待他,但可以肯定的是,得格巴哈都爾一生都在與該國的穆斯林統治者激烈對抗。我們引述的《得格巴哈都爾上師遊記》一書中列舉了許多這方面的事例,有心研究細節的人可以在第45、49、57、58、69、126、130和131頁中看到。發生了一些殊死搏鬥,第58頁,據說在一次特別激烈的交戰之後,從那天起,穆斯林再也不敢與上師交戰了。然而,上師似乎一直被追捕,從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有很多次他都險些被俘。虔誠的穆斯林表達出敬畏態度,而與穆斯林軍人爆發小規模衝突,這兩者之間有明顯矛盾,可以從以下假設中找到解釋:錫克教的宗教方面與穆斯林思想並不敵對,而其政治方面卻引發了德里宮廷的暴力。如今,同樣的情況在瓦哈比派(Wahhabis)中也很明顯。英國政府從未嚮往要干涉該教派或任何其他教派的宗教思想;但當他們的教義表現為顛覆民事權力【政府或其他官方機構在民事事務中所擁有的權力和職責】時,領導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身處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的情況。得格巴哈都爾最終被捕,據說皇帝曾苦口婆心地竭力勸說他改信純正的穆斯林信仰,但當他證明自己在信仰上還是堅持執拗,便被關進了監獄,在獄中,長期持續的殘酷虐待迫使他命令一個和他在一起的錫克教信徒砍掉他的頭。

戈文德•辛格(Govind Singh)是第十位也是最後一任上師,年僅15歲就繼承了父親得格巴哈都爾的事業。他是在印度教的教導下長大的,是女神杜爾迦(Durga)的忠實信徒;由於他明顯偏愛印度教,他在錫克教群體中造成了分裂。他對錫克教社群的構成進行了幾次重要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了卡爾薩教團(Khalsa),他把他的弟子們凝集組成了一支軍隊,並授予他們每個人「辛格」(Singh)或獅子的名字。他允許所有種姓的人自由加入他的軍隊;他對軍隊的管理比對宗教紀律的管理更加辛勞認真。拿那克的特殊追隨者親自脫離拿那克,自立門戶,拒絕接受「辛格」的稱號,這一事實最好地說明了戈文德•辛格在兄弟會中促成的變革性質。換句話說,比起軍事思想,他們更傾向於宗教思想。這位上師堅定地與穆斯林對戰;他對穆斯林非常惱火,規定無論誰向穆斯林的墳墓致敬,無論其多麼聖潔,都要罰款25盧比(rupees)。在他的上師聖職任期即將結束時,有人曾試圖將罰款提高到5000盧比,但最終被定為125盧比(《得格巴哈都爾上師遊記》,第69頁和第180頁)。拿那克生前標誌性的寬容精神已蕩然無存,然而在後來的時代,這種敵意催生了這樣一句格言,「真正的錫克教信徒應始終與穆斯林交戰,並殺死他們,與他們面對面地戰鬥。」在經歷了動蕩的統治之後,戈文德•辛格上師因一名帕坦人(Pathan)追隨者背叛,被後者用匕首殺死。他拒絕指定繼承者,並告訴他的追隨者,在他死後,《聖典》(Granth Sahib),或者說「主之書」將成為他們各方面的指南。(《Sikhan de Raj di Vithia》,第79頁)

以上關於錫克教與伊斯蘭關係的概述足以表明,拿那克的宗教始於寬宏大量的寬容;而政治原因則使其信徒轉變為心胸狹窄的教派。拿那克曾約束過的印度教,在他的繼承者的統治下重新確立了自己的優勢,並最終佔據了主導地位。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宗教運動逐漸轉變為軍事和政治宣傳。事實上,最鮮明的對比莫過於平易近人、溫文爾雅的拿那克與後世好戰、野心勃勃的上師之間的對比。但是,盡管我們不禁對錫克教信徒和穆斯林之間顯然仍然存在的永恆的世仇留下痛苦的印象,但似乎非常清楚的是,創始人的意圖是調和這些信條之間的差異;在出色完成這一工作方面,他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但由於政治原因和旁遮普人好戰的天性,他的虔誠目標落空了。「穆罕默德信徒」(Muhammadan)(穆斯林)這個名稱存在於不同的國家,被用來涵蓋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其程度不亞於拿那克和穆罕默德的觀點之間的分歧;但是由於上述原因,這個名稱有極大概率可能也會涵蓋這方面的分歧。不過,我們不能只關心概率問題,就本文而言,只要確定錫克教在創始之初就與伊斯蘭密切相關這一事實就足夠了;錫克教的目的是彌合印度教信徒與先知信徒之間的鴻溝。

錫克教有五個主要教派,只需提及其名稱即可。它們是

 

1.烏達西教派(Udasis),即那些對世界「漠不關心」的人。

2.蘇西利教派(Suthre),即「純潔者」。

3.迪威恩教派(Diwine),即「瘋狂」聖徒。

4.奈美沙胡教派(Nirmale Sadhu),即「一塵不染的聖人」。

5.阿卡利斯教派(Akalis),即「永恆者」的崇拜者。

 

【弗雷德里克•平考特(Frederic Pincott)先生,M.R.A.S,特別為本文撰寫了上述關於錫克教與伊斯蘭的教導之間聯繫的精闢評論。】

 

本文所依據的權威文獻有:特魯姆普博士(Dr. Trumpp)的《本初經譯本》(Translation of the Adi Granth);《本初經》文本,印度廳文庫手稿,2484號;上師拿那克(Guru Nanak)的古旁遮普語版本的《生平故事》(Janam-Sakhi),印度廳文庫手稿,1728 號;上師拿那克的《生平故事》,印度廳文庫手稿,2885號;《Sikhan de Raj di Vithia》(錫克教信徒在旁遮普的統治情況);《得格巴哈都爾上師遊記》(The Travels of Guru Tegh-Bahadur),上師戈文德•辛格(Guru Gobind Singh)撰寫,由珀道爾(Bhadaur)首領,酋長阿塔爾•辛格(Sirdar Atar Singh)從最初的果魯穆奇語(Gu-mukhi)翻譯;《Jap-Ji Sahib》,酋長阿塔爾•辛格撰寫的帶有烏都語注釋的旁遮普語文本;《Sri Guru Charitra Prabhakar》,梵學家吉阿尼(Gyani)桑特•辛格(Sant Singh)撰寫;《Sri Nanak Prakas》,Bha I Santokh Singh撰寫;《Sri Granth Gur-Pratan Suraj Rasa》,Bha I Santokh Singh撰寫。【法基爾人(苦行者),伊斯蘭,蘇非派】

 

這篇文章翻譯自在線文章「SIKHISM」

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Books/Hugh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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